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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王姓大家部分历史名人解读

2017-08-29 09:10:10   来源:    点击:


     王姓名人太多,如果逐个解读年写一年也写不完,这里把王姓比较出名的,影响力大的解读几个以飨读者。
  王羲之、王维、王安石、王实甫、王阳明、王夫之、王国维……
  设若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中国的文化史将为之失色不少。这些人的实践所及,涉及到书法、哲学、史学、文学和政治等不同领域,他们分别是这些领域里当之无愧的大家。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一如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王维不与李、杜争锋,但他那极具宗教深度的、无限触及人的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堪称世间一绝;而王实甫,他的声名虽比不上关汉卿,但他的《西厢记》,绝对是戏曲史上的巅峰之作。
  王安石,他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革家之一,虽功败垂成,但他对政治理想的苦心孤诣,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气魄,在后世中国每每面临维新图强、民族振兴的艰难时刻,总能产生振聋发聩的功效。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他以阳明学派来对抗僵化的理学学派;王夫之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老子的辩证法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而王国维,这位国学大师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所谓“不王而王”,这几个分布在历史的不同时间点上的王姓人,揭示了这句话的最本质含义。

   (如果说东晋时代是书法史上的青藏高原,那么王羲之则是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玛)

  第一节 王羲之:右军一笔天下倾
  
  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字逸少,晋朝琅琊临沂人。他曾为官右军将军,故人称“王右军”。他的青史留名,并非因其官爵,而是因其书法。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书法大师,人称“书圣”。他的家族琅琊王氏,堪称第一等的豪门大族。从伯王导、王敦都是手掌社稷,权顷一时的风云人物,而到头来风尘荡涤,浮华尽散,却是这位族中子弟,用手中轻飘飘的鼠须笔,为琅琊王氏在中华文明史上写下最光辉的一页。
  
  1、袒腹东床一少年
  王羲之所处的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综合着混乱、动荡与华丽色彩的时代。在王羲之出生的公元303年,“八王之乱”正处愈演愈烈之势,晋惠帝被迫逃出洛阳。此后中原沦为匈奴、羯、氐、鲜卑、羌这五胡民族引弓逐鹿的疆场。
  公元316年,王羲之14岁,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此后东晋偏安江左,虽然也时有图谋北伐、恢复中原的壮举,但更多的时候,却在无休止的内斗、专权、政变中反复折腾。
  与混乱的时局相对照,两晋却是一个文化繁荣、个性张扬的时代,数世“清流名士”各呈风流,在青史留下了众多逸传。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书法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秦汉时期的文字载体主要是竹简,由于竹简物理特征的限制,直到东汉时期,隶书仍为书写应用的主要字体。隶书的字型扁而长,写起来不甚流便,从视觉上看,字与字各自独立。
  “字”是书法的基本单元,汉末至魏晋,书法的“势”渐行发展,即书法要讲求变化,避免单一,讲求灵动,避免呆板,还应从整体的“字群”着眼,而非只立足单个的字。于是,隶书之外,楷书、行书、草书三支渐有兴盛。
  在王羲之以前,最能彰显个性的草书,其桂冠由东汉的张芝所戴。张芝的草书字字独立,大小相等,笔势不连贯,是依然具有隶书笔意的“章草”。
  在楷书、行书方面,最富盛名的大家,则是曹魏的宰相钟繇。钟繇擅隶书、楷书、行书三门字体,其楷书、行书皆有隶书的风格,神形古朴,纵画短而横画长,字体呈横张态势。
  到了两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玄学清谈之风渐盛。旷达超俗的文人士大夫,在关注个性的同时,借助书法艺术表现自己不涉世务的清高。书法理论的研讨,书法用具,尤其是纸张的推广运用,让新兴的书法艺术浪潮如虎添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书法进入发展的极盛时期。
  社会动荡不已,王羲之的家族琅琊王氏却藉此步入鼎盛。这里有必要作一个补叙。当初王览生了六个儿子,自长及幼分别叫王裁、王正、王会、王基、王琛、王彦。长子王裁,生子王导;三子王会,生子王敦;而二子王正,生子王旷。这王旷,就是王羲之的父亲。鼎鼎大名的王导、王敦,皆为王羲之的从伯父。王正曾为尚书郎;王旷曾为淮南太守,是首议晋室南渡的功臣。
  琅琊王氏一门渡江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他们辅佐晋元帝司马睿,对东晋的建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位高权重,占据东晋几乎所有的重要职位,天下敬畏,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
  除了在政坛叱诧风云,琅琊王氏在文才方面也是代有翘楚,尤多工于书法,王导、王廙、王籍之等都是书法名家。这样的家族氛围当然会对幼年的王羲之产生影响。
  王羲之从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姨母,人称“卫夫人”的女书法家卫铄。卫铄的曾祖父卫觊和老师钟繇,都是魏晋时的书法大师。她本人最擅隶书和楷书,其书法被誉为“楷书之法则”。
  在教学交流中,卫夫人发现王羲之不仅对书法兴趣甚高,而且有超越常人的慧根,谓之“将有大能”,并预言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将会超过自己。这位有才名且眼光独到的姨母,为王羲之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基础。
  除了自身资质和名师教导,王羲之对书法的酷好和勤奋,显然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一直认为,草书大师张芝学习写字的时候,在水池边练习,结果整个池子的水都被染黑了,如果其他的人也能有这般的专注,造诣未必就不如张芝。
  十六岁后,王羲之师从叔父王廙。王廙即后世书法界常说的“王平南”,他是当时江东乃至天下书坛的领军人物。王廙高朗豪率,对王羲之甚是赏识,悉心指导这位侄子。
  得到这位叔父的传授,王羲之的技艺日益精进。王廙曾提出了书、画创作要“行己之道”,即不是因袭前人,而要闯出有自己特色的路子。王羲之恰是如此,他纵情挥扬自己过人的才华,雕琢书法艺术的奇异绚丽,终成大器;在为人处世上,他也坚持自我的风格,从而走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
  史载,王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在精英荟萃的王氏家族中,并不引人注目。但也有少数善于识人的对他青睐有加。十三岁那年,王羲之去拜访名士周顗(yǐ )。这位周顗,字伯仁,为人特立独行,张狂率性,口无遮拦,甚至敢于在朝堂抨击皇帝;连王羲之的伯父,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都有些怕他。
  周伯仁一见王羲之,却惊叹于此小子身怀异能,大为敬重。当时筵席上的大菜是烤牛心,周顗不等其他宾客品尝,先割下一块来给王羲之吃。这一刀割来,四座皆惊,而被周伯仁这么一敬,王羲之渐趋知名。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羲之的才华日益凸显。在隶书方面,他已经超过了启蒙老师卫夫人。当时有评论说他的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敦、王导二位伯父尤其器重他。王敦的主簿阮裕才德双修,举世名重。王敦以阮裕激励王羲之:“你是我们王家的好男儿,不会比阮主簿差呢!”便是这位阮裕自己,也将王羲之和王敦的继子王应、王导的儿子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
  在融融的家庭气氛之外,一场变乱骤起。公元322年,王敦起兵南昌,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进攻建业,朝野战栗。王氏另一位领袖王导,则每日率子弟匍匐在朝堂前待罪。据说,当时担任尚书左仆射的周顗上朝,经过王导身边,王导请他代向皇帝谢罪解释,周顗仰头不答而过。不久王敦攻入建业,诛杀政敌,挟持晋元帝,朝政尽在掌握。
  二十岁的王羲之,看着这位伯父扬旌顺流,威风八面,心中涌起的未必是家族的自豪感。那位较早赏识王羲之的周顗,因为遭到王导误解,而被王敦所杀。王导后来才发现,原来周顗不仅在皇帝面前替他说了好话,还亲上奏疏称赞他的忠诚。于是,自知有愧的王导,说出了那句在历史上有名的话:“吾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对王羲之而言,朝廷争斗的是非姑且不论,周先生的横祸,却让他为之含悲。这种因为政治斗争而误伤好人的血淋淋现实,给年轻的王羲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后的历史中,我们会发现,他总是在尽可能地回避着斗争,往往能与党争的各方都保持相对纯洁的私交。
  就在这一年,被王敦吓得胆战心惊的晋元帝司马睿驾崩,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同一年,王羲之的叔父和师傅、当时书画天下第一的王廙病逝。明星的陨落,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的书法界,或许还不曾想到,开启这一时代的,是年轻的王羲之。
  王羲之继续着自己率性坦诚的生活。公元323年,尚书令郗鉴派门生向王家求亲,希望能找一个王氏子弟作为女婿。王导便让郗鉴的门生到厢房看望王氏子弟们,以备挑选。
  那门生看了一遍后,回去告知郗鉴道:“王氏子弟们都很不错,不过我去的时候,他们多少有些拘谨。只有一个小子袒胸露腹,自顾自躺在东边的床榻上吃东西呢。”
  郗鉴少时孤贫,从底层奋斗上来,他眼光独到,机谋深远。听了门生的汇报,立刻拍掌道:“就选那个袒腹东床的小子当女婿。”于是将女儿郗璇嫁给了王羲之。
  郗鉴究竟如何根据这一表现就认定了王羲之的出色,后人自然可以牵扯出很多理由,甚或有说是单纯的炒作。唯一无须质疑的是,此时的王羲之,早已不复幼时的“人未之奇”,而成为朝野目光交赞的青年才俊。郗鉴本人也是一位书法名家,据记载其“草书卓绝,古而且劲”;郗鉴的儿子郗愔、郗昙等都工书法;郗璇既是一位贤淑怀德的女子,对书法亦有所长。如此看来,以书法为媒,是一条最合符逻辑的理由。而与书法名门郗氏结亲,是王羲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幸事。
  公元234年,王敦再次起兵反抗朝廷,落得个兵败身死。对琅琊王氏而言,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好在,虽然失去了最有霸气的一位族人,朝中还有忠节宽厚的王导主持,“王与马,共天下”的势头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而作为王敦、王导下一辈的王羲之,开始进入他人生中的腾达时期。
          
  2、门阀政争的局外人
  王敦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25年,年轻的晋明帝驾崩,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此即晋成帝。皇太后庾氏临朝,太后的哥哥庾亮与王导共同担任辅佐大臣。
  庾氏也是江东望族,更是书法大家。尤其庾亮的弟弟庾翼,是晋朝继王廙后在书法界的扛旗人。当时庾翼,以及王羲之的内兄郗愔,其书法造诣都胜过王羲之。
  王氏有晋室南渡的奠基之功,庾氏是新进外戚豪门。两族同辅朝政,最初往来密切,然而短暂的蜜月之后,这群书法家便逐渐陷入政争,而且一步紧似一步。
  王导的史评是宽厚仁和,不过在这种决定家族利益的战场上,也毫不手软。庾氏诸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两家从中央争到地方,针锋相对,步步紧逼。
  庾氏有太后临朝的优势,王导为了抗衡,便大力借重子侄辈的王允之等青年俊杰。王羲之作为这一辈中的佼佼者却有些另类,不管家族间如何斗争,他照样同庾氏诸子交流切磋。
  王羲之的初次仕宦也在这段时间,最初担任的是秘书郎(负责掌管图书经籍的官),后来又曾担任临川太守。到32岁那年,时任征西将军的庾亮请王羲之担任自己的参军,后来又晋升为长史。这前后十多年,王羲之为官如何,史书记载不多。想来表现尚可,但显眼的政绩也是难觅。
  至于在庾、王两家斗得犬牙交错的关键时期,庾亮如何邀请王羲之到他的幕下,而王羲之如何又欣然前往,王导又听之任之,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政治上的交易,有说这是短暂止斗的表示,也有说这是王导特意安插的钉子。但或许更简单,只是王羲之不在意这些门户之争,他和庾亮不过彼此抱有欣赏罢了。在王羲之为官的半生中,这种态度贯穿始终。
  王导与庾亮的斗争曾一度白热化。庾亮甚至试图起兵罢黜王导的执政权,幸亏郗鉴的坚决反对才作罢。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私人恩怨了,而是蕴藏了第一望族王氏与现任皇帝的舅家庾氏的门阀之争。对王羲之而言,参与斗争的个人都是他尊敬的长者,而斗争又是这般残酷和复杂,想来他心中是非常郁闷的。
  而公元339年对王羲之来说,是更加郁闷的一年。这年七月,王导去世。王导对王羲之非常看重,曾把自己从故乡琅琊带到江东的钟繇草书真迹《尚书宣示表》送给他。失去这位一直关照自己的从伯,王羲之心理当然不好受。
  祸不单行,八月里,岳父郗鉴也去世了。又过了一年,庾亮也因病而薨。临终前,庾亮向朝廷上表,称赞王羲之“清贵有鉴裁”,希望朝廷予以重用。王羲之因此得以被授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这一年,他38岁。
  将届不惑的王羲之,此后面临的是新的局面。从初次仕宦至此,前后十多年中,他多少总是处在长辈们的关照之下。如今,族伯、岳父和老上级相继故去,他需要靠自己的力量闯荡官场了。
  对于一个向来有志仕宦、光宗耀祖的人而言,离开前辈的庇护,自然少了些援助,但同时也可以摆脱前辈的拘束,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能耐,说不定事业能达到新高。遗憾的是,王羲之并非此类。他才干是不缺的,也能够尽职尽责地完成任务,但他的兴趣不在为官上。艺术的广袤世界,已经吸引了他的全部心力。
  琅琊王氏中,王戎、王衍、王敦、王导这一代,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而退场。光耀门楣的担子,落到下一代身上。王羲之则是这一代的翘楚,一旦被拉入家族利益的圈子,一个人面对的情况将要复杂凶险得多。而王羲之是不喜欢权力斗争的,他也不习惯权力斗争。
  他开始回避仕途,只当了一年的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便卸任给同族兄弟王允之,自个专心致志进行书法研究。
  接下来的几年,他过着悠然的田园生活。朋友会稽王司马昱在朝辅政,多次召他担任侍中、吏部尚书等官职,他都统统不受。
  344年,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出生。王羲之共有七个儿子,其中史书留传下姓名的有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王献之是王羲之四十二岁时的老来得子,也是诸子中最有出息的一位,日后与他爹被书法界并称为“二王”。
  同是这几年,王羲之远离的东晋朝廷则没啥好事。公元342年,晋成帝卒,其弟弟司马岳继位,是为康帝。只过了两年,年仅23岁的康帝又死了,两岁的司马聃继位,是为穆帝。
  皇帝三年死了两个,朝堂上庾、王两族的争斗也是不亦乐乎。尤其在342年,庾亮的弟弟庾怿试图毒害王允之,事败之后服毒自杀,将悲剧推到高潮。一群美仑美奂的书法高手,在政坛采用这等狠辣阴鄙的手段相斗,实在让人感慨不已。从这一点看,远离是非的王羲之是有先见之明的。
  撇开世间浮尘,专注于内心修炼,王羲之的书法在他四十岁左右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三十岁之前的王羲之,其书法虽有才名,个人特点尚不突出。他不甘人后,致力于书理的探索和书体的创新,追求区别于人而高出于人的品格。
  王羲之在楷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上各有创新。楷书上,他虽法钟繇,却“俱变古形”,一改钟繇楷书中翻挑飞扬的隶书笔势,代之以回锋收笔、规整匀称的“楷势”。这种楷书,纵向笔画向下伸引挺直,点画对称呼应,有纵展之势;用笔则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这样改造,楷书字体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王羲之为楷书开创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今体楷书的最后定型是在唐朝)。
  王羲之的行书也是法于钟繇而超越钟繇,其笔画体态都生动欹侧,在结构上“遒媚紧敛,势巧形密”,蕴含着行而突止之态、蓄而待发之势。在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似断若连,如‘烟霏露结’。这种新体行书,较之于钟繇行书显得华美潇扬,时人竞相效仿,从而结束了钟繇行书统领书坛的时代。
  草书方面,王羲之在张芝“章草”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增损古法、裁成自体,融合了流畅遒逸的“今草”风格。其笔势的连属多在一字之内,同时又在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神采的贯通,别出新貌。他的今草,在用笔和结构的变化上,都达到了极致。用笔方折为主,斩钉截铁,干净简捷,从容不迫。“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技法与才情,理性与感性,自然地融为一体。
  王羲之突破陈规,凸显独有的风范,声望也逐步攀升,到后来,名家子弟纷纷效法。庾翼的书法,过去一贯是胜于王羲之的。见到这种情状,开始很不以为然,发牢骚说:“最近这帮小子怎么轻贱家鸡,而喜爱野鸭啊。居然全都去学逸少的书法。等我抽空去和他比试一番。”后来,看了王羲之用章草写给他哥哥庾亮的信,他才深为叹服,
  他后来写信给王羲之说:“过去我有张伯英(草圣张芝)的章草书十纸,过江的时候却丢失了,常常痛惜再也看不到这样绝妙的书法。如今看见您给家兄写的书信,焕然若神明,真是如当年的伯英草书一样出色!”
  这可不是简单的态度转变,庾翼在王廙死后的十余年间,是称雄中国书法界的第一流人物。他对王羲之的叹服,可谓标志着书法界又一次改朝换代。王羲之超越了庾翼,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3、在义气与意气之间
  婴儿皇帝晋穆帝登基前后一两年,王允之、庾翼、庾冰等先后去世,之前闹得沸反盈天的庾、王两族朝堂相争也告一段落。敌对的双方大批量撒手人寰,与两方皆有交往,置身争斗之外的王羲之,却依然在钻研他的书法。异军突起的庾氏一门渐归平常,曾经炽手可热的琅琊王氏亦不复当年的辉煌。
  公元347年,晋朝的对外形势一片大好。荆州刺史桓温西征四川,攻克成都,灭掉了成汉国。但桓温本人却非谦谦君子,很快便有了觊觎朝堂之心。出于牵制桓温的目的,会稽王司马昱提拔当时颇有清名的殷浩入朝与之抗衡。为了增强实力,更征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辅佐殷浩。
  王羲之何等聪明,又怎看不出其中的玄机?棘手的是,这件事的三个主角,司马昱、殷浩和桓温,恰又都是他的好朋友。第一次是王敦、王导和周顗,第二次是王导、郗鉴和庾亮。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类似的悲剧发生,更不愿以四十多岁的年龄卷入其中,他婉谢了任职邀请。
  然而殷浩不肯放弃,给他写了封很是动情的书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勉强去担任殷浩的护军将军,后来又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时,殷浩、桓温两党的斗争已经愈演愈烈。王羲之一方面出于与他们二人的友情,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国家利益,常以书信劝和。可惜未被听从。
  公元352年,殷浩乘北方羯族建立的后赵发生内乱,试图通过北伐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遏制桓温的势头。王羲之料其必败,再三劝阻,而殷浩一意孤行,率领拼凑的部队勉强出兵,结果被羌族将领姚襄打得大败。
  他还想再战,王羲之写了一封书信,信中劝殷浩不要追悔往事,而要放眼将来,应当以宽和为政,不去强争武功。又指出,按目前局势,殷浩应该引咎自责,退守长江,减轻赋税徭役,让百姓休养生息。
  最后王羲之还写道:“我知道自己的谏言或许不被你采用,或者会惹你生气。但推心置腹的话,一定要言无不尽。如今百姓饱受徭役赋税压榨,简直如同秦朝时候的暴政。恐怕陈胜、吴广这样的忧患,也离得不远了!” 
  王羲之是一位文人,魏晋时候的文人,多有清谈的毛病。而他这一篇《遗殷浩书》,字字迸发的都是响当当的忠贞之言。王羲之又给殷浩的后台司马昱写信劝阻北伐,言辞据理,痛心疾首,悲悯之心溢于行间。这便是有名的《与会稽王笺》。
  遗憾的是,司马昱和殷浩都没有接受劝告。次年,殷浩再次北伐,又被打得丢盔弃甲。两番北伐兵败,司马昱、殷浩在政治斗争上节节败退,手握重兵的桓温得势。与此同时遭到摧残的,还有东晋王朝的国计民生。
  面对这一切,王羲之徒呼奈何。他并非只图个人逸兴,不问苍生死活的清谈家,而他的几位朋友,却不能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司马昱、殷浩以北伐作为对抗桓温的工具,桓温则用按兵不动,不予增援的方式来破坏北伐。在王羲之看来,江山社稷或者黎民疾苦,都被他们当作了可以牺牲的棋子。他厌恶这一切,却又无力改变。
  于是他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在出现饥荒的时候,开仓赈济贫民。王羲之常常上书为民请命。由于他的名望,往往得到朝廷批准,从而使百姓得以减轻压迫,喘息一时。
  史载他给尚书仆射谢尚的信中,详细叙述百姓的苦难,又就漕运的弊政、百姓逃亡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皆是落到实处的措施。王羲之本人的乐趣在于书法,可一旦处于地方官的位置上,他是愿意尽心竭力地为百姓谋求一方平安的。
  公元354年,殷浩因为两次北伐失败而遭到罢免,桓温独揽朝廷大权。两个朋友的争斗以这种方式收尾,对王羲之而言,虽是意料之中,大约也难免感到辛酸罢。
  然而此时,另一桩让他异常不快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使得王羲之卷入由他自己主导的平生唯一一次官场斗争,并迫使他从此永远退出官场。
  这场斗争在王羲之与太原王氏的王述之间展开。论前世渊源,太原王氏远在琅琊王氏之上,但在晋室东渡之后的数十年间,则是琅琊王氏把握大权,尽显风流。
  对于王述,在《太原王氏》一章已有述及。他为人沉静,并无多少张扬外显的才华,在士林与仕途的发展,都较王羲之为晚,更有痴、躁的名声。或因此故,王羲之多少有些瞧不起他,甚至因为时人把王述与自己并称而不快。
  他有意无意总想打击一下王述,还对朋友说:“王述这人,也就能当个尚书,到老大约能混上个仆射罢?”
  王述曾任会稽内史,后来因为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王羲之去接替他职务时,只凭吊了一次。有好几次,王述听到号角的声音,以为是王羲之来访,准备去接待。谁知王羲之根本不顾而过。如此再三,胸怀本来就不宽广的王述,对王羲之的怨恨自然越积越深。
  到了354年,殷浩被罢免,王述接任为扬州刺史,反成了会稽内史王羲之的上司。见一个自己素来轻视的人居然成为自己的上司,王羲之失意之情可以想见。
  他率性的一面流露出来了,他要亲自发动一次官场斗争。而他斗争的方式,居然是上书朝廷,要求将会稽郡从扬州分离出来,以便使自己不归王述管。
  这样荒诞的建议当然被朝廷驳回,王羲之因此遭到了时人的嘲笑。他为此愤懑叹息,甚至迁怒于自己的几个儿子,抱怨道:“我不比王述差,可惜你们几个不如王述的儿子王坦之,所以连累我的地位在他之下!”
  王述一朝当权,以牙还牙,自然也不会对王羲之客气。在对扬州下属各郡的工作进行评估时,会稽郡的检查分外严格,让办事的官员都难于应对。
  王羲之原本便对当官没有太大兴趣,又因为殷浩、桓温之争而常怀感慨,如今一个自己瞧不起的人仗着职务之便上门屡屡寻衅,哪里还能忍受?公元355年,53岁的他称病辞官,并到父母的墓前立誓,从今以后,永不做官,安心归隐田园;如有违背,那便是不尊父母,枉为人子,将为天地所不纳,名教所不容。
  自古以来,看透官场兴衰,弃了乌纱的文人,数不胜数,但这般在父母坟前立下重誓的却不多见。王羲之当初的仕宦便非出自本意,而更多源自家族、亲朋的或邀或迫。如今受了窝囊气,正好仗着这势头,立下一个绝誓,彻底断了这方面的聒噪,岂不痛快!
  
  4、千古兰亭一挥间
  在晋穆帝时代,王羲之的官是做得伤心,其他方面却十分开心。他素好游山玩水,对道家的服食养性也颇有兴趣。会稽山水风光秀美,王羲之自然乐游不倦。其他的一干名士,如孙绰、李充等,还有尚未仕宦的谢安等,也都在此居住游玩。大家呼朋引伴,登山踏水,留下多少美谈。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兰亭会”和《兰亭序》了。
  公元353年,也就是殷浩二次北伐失败、让王羲之分外痛心的那一年,王羲之与孙绰、谢安、妻弟郗昙、儿子王献之等41人,于三月三日上巳节,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踏青聚会,饮宴赋诗。大家各显才能,欢斟畅赋,十分尽兴。宴后,大家一致推举王羲之为当日宴上所写的诗集作序。王羲之欣然而从,提笔一挥而就。
  序文中,王羲之记述了当日宴饮盛会,更抒发自己对人生的感慨。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亦称《兰亭集序》、《临河序》。
  诗集和序文一出,文坛轰动。当时有人将《兰亭序》与五十多年前晋代第一富豪石崇写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王羲之听了,很是高兴。而后人评价,多以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其曲水流觞的风雅情致,实在石崇的《金谷诗序》之上。至于《兰亭序》的书法水准,更是垂乎青史之间。
  《兰亭序》用行书写成,誉称“天下第一行书”。全文三百余字,看单个字体,各是上上之品。而通篇中,王羲之对于文中出现的大量重字,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千变万化,或换用异体字,或改变笔顺,或草化,或楷化,起笔收笔,曲直轻重,倾斜、游丝,长短、开合,向背俯仰,俱各不同,充分展现了书法家挥洒豪情的逸才。其中二十个“之”字,各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
  此帖下笔有如神助,有“遒媚劲健,绝代所无”之誉,在当时即被视为珍品。随着时间推移,《兰亭序》中书法艺术的绚丽早已掩盖了序文文采上的风韵,至于当初那些兰亭诗集,更是成为序文书法的附属品。这或是诗人和文人的遗憾,却更显出了书法家的卓越。
  据传在唐初,《兰亭序》真本流传到永兴寺一位叫“辩才”的和尚手中,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求得,竟派监察御史萧翼乔装改扮后混入寺庙,将《兰亭序》骗到手。萧翼因此得到封赏,而辩才和尚则不久抑郁而死。李世民得到后,爱不释手,死时《兰亭序》真本陪葬入昭陵。从此世间流传的,都是后人临摹和篆刻的复制品。
  为官会稽期间,王羲之还留下许多逸趣传闻。据说他最喜欢鹅,听说本地有位孤寡老太太养了一只善于鸣叫的鹅,便亲自前去老太太住处观赏。谁知老太太听说王羲之来做客,便宰了鹅烹调成菜,款待王羲之。王羲之得知盘中的美味便是那心仪已久的鹅,禁不住叹息再三。
  又说山南有位道士善于养鹅,王羲之去看了,非常喜爱,希望能买一只。道士回答:“大人若是肯为我写一本《道德经》,我就把这一群鹅全送给大人。”那时,央求王羲之写字很不容易,更何况数千字的《道德经》?王羲之却一口答应,写了《道德经》,然后高高兴兴用笼子把鹅全装了回去。
  又说他一次去一位门生家,顺手在木头桌子上挥笔狂书,却被那门生的父亲误刮了去,引得门生懊悔不已。
  四十岁以后的王羲之,已成为当时天下书法的领袖。然而他没有固步自封。在遍游名胜古迹、看到了很多先人的书法之后,他大开眼界,从书法理念到实践,又发生了突变。而在经历一番沧桑之后,他更看淡了朝野纷争,认为兴衰不过过眼烟云,唯有书法能吞吐宇宙,收发情怀,从而领悟到新一层的理念:在书法中融入自然之道,挥洒进退,形念合一,而创作出惊世骇俗的神品。这即是所谓的“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辞官之后数年,王羲之游历山水,垂钓溪畔。又同道士许迈炼丹修身,优哉游哉,甚是快活。在他给谢万的书信中,提到“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一派融融天伦。朝廷因为他曾经发下的重誓,也不再来强征他做官。这样的生活,才是他最喜欢的,也是最适合他的。
  
  5、悠悠华夏一书圣
  公元361年,王羲之去世,享年59岁。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照他先前遗愿,坚决不受。
  一代名家王羲之,轻轻松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他的仕宦之途充满了敷衍和无奈。但在自己心爱的书法艺术上,却慨然有驱百万雄兵,卷千里平野的豪逸。他抛弃了朝廷追赠的官爵,而“书圣”的头衔将伴随他千秋万载。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风流倜傥、其书风比其父更加妍媚。后人多将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四人并称,而在东晋末年和南朝宋齐两代百余年间,王献之的书风以其纵引飘逸笼罩书坛,一度凌驾其父之上。南朝宋虞《论书表》说“子敬穷其妍妙”,因此比羲之“固其宜也”。
  到南朝梁时,这种趋新的风气又突然转变。梁武帝萧衍命袁昂作《古今书评》,评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为地位最高的“四贤”,同时又认为王献之不如王羲之,王羲之不如张芝、钟繇。显然这位皇帝是有好古崇古之癖。梁武帝曾令搜集王羲之的单字,以推行新制的《千字文》,作识字习字的启蒙课本,从而普及了王羲之的书法。
  庾肩吾的《书品》以三等九品评论自汉至齐梁的一百二十八人,将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列为‘上之上’,将王献之等五人列为‘上之中’,并说:“张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
  梁武帝则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对王羲之书法作出了著名的评语:“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单就“四贤”的地位比较而言,王羲之重新超越自己的儿子王献之,似乎又落到钟繇、张芝二位前辈之下。
  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王羲之凭借质与妍的得体均衡,已隐然有渐趋鳌头之势了。陈、隋之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将收集王羲之字的《千字文》临写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进一步弘扬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心慕手追。《晋书》专为王羲之立传,唐太宗亲作赞词。赞词中,历数各家书法之短,独颂王羲之:“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这就直接将王羲之提升到了其余三贤都难望其项背的地位。
  李世民敕令购求书法妙迹,只要是王羲之遗墨,悉数藏入内府。遵照唐太宗“书定一尊”的旨意,鉴赏家李嗣真对前代书家进行了总结。把从秦代到唐初的81人分为十等。张芝的章草、钟繇的正书(楷书)、王羲之的正、行、草三体及飞白、王献之的草、行书、半草半行书,被称为 ‘旷代绝作’。其中尤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说“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可谓“书之圣也”;他的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可谓“草之圣也”。这样,王羲之在历史上首获‘书圣’之誉。
  从这时起,他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宝座。唐玄宗开元年间的鉴赏家张怀瓘在《书议》中说:“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在《书断》中说,王羲之“尤善书,草、隶(楷)、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从晚唐到宋,中国进入了真正的文人社会,文人阶层的使命感、忧患意识和学养也都超过前朝,书法因此被赋予“雅玩”的性质。而王羲之一方面忧国忧民,为政颇有实绩,另一方面更在艺术上取得绝佳的成就,正是后世文人的典范。
  由于帝王权贵的私藏、陪葬,加上战乱的破坏。到宋朝时,王羲之的真迹传世的已经近乎绝见,流传的是各种各样的临本、摹本。这样反而让他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王羲之不再是晋朝那个为官不甚得意的豪门子弟,而成了后世文人心目中的书法之神。他的人格精神和艺术才华,为历代传颂追思。
  直到今日,山东临沂虽然拥有蒙恬、匡衡、诸葛亮、王导、刘勰、颜之推、颜师古、颜真卿等等众多名人,但她却以王羲之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或可见其一斑。
  后世的这一切,王羲之自是无所知晓了。他生活在晋代,并没有追求书圣的桂冠,而只是享受着他心爱的书法艺术。比起那个时代很多为权势斗争殚精竭虑的人来,他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见证着历史的演变,更在生活中刻下了自己饱满的足迹。他没能为琅琊王氏在东晋的朝廷上保住显赫的地位,但却为中华文明的园地种下了一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葩。



第二节 王维:穿过诗、画、乐、佛的风
  
  王维(公元699年-761年),字摩诘,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市)。唐朝著名诗人,诗画皆工,尤擅以画入诗,以诗入画。苏轼称赞:“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自幼奉佛,晚年长斋,一生过着亦官亦隐亦居士的生活,因其通佛性,尚南宗,所以人称“诗佛”。
  
  1、出身贵族,多才多艺
  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王维籍贯太原祁县,后移家蒲州。唐天宝年间,蒲州一带改名为河东郡,因此,后人又称王维为河东人。他是太原王氏后裔,具有着闪亮的贵族出身。
  王维出生时,已经是武则天在位后期。经过唐太宗、尤其是唐高宗的打压,此时门阀士族的地位已经风光不再,但通过几百年积累起来的门阀意识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所谓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以及太原王氏这“五姓七家”的贵族标签,在上流社会中还依然享有尊崇。
  根据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的记载,王维的家世颇为可观,不仅他的父系一脉属于“五姓七家”,他的母系也是“五姓七家”之一,其母属博陵崔氏。
  他的先祖们都曾是朝廷的栋梁。在王维家那不小的祠堂内,依次供奉着先祖的灵牌:王琼(隋镇东将军)、王尊业、王儒贤(唐赵州司马)、王知节(扬州司马)、王胄(协律郎)。王维的父亲王处廉当时是汾州司马。
  出身贵族,并不只是拥有这些可以在人前炫耀的家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小就能接受系统而全面的教育,能在世世代代的特殊环境下熏陶出典雅的气质。凭借这样的教育和气质,即使在讲究相对公平竞争的科举时代,贵族的子孙们往往也能抢占先机。
  王维的祖父王胄在世时任朝廷的协律郎,掌管调正各种音乐律吕,并且一手琵琶弹得神出鬼没,被时人称为“国手第一”。他的父亲王处廉也是诗、书、画皆工,这位父亲很注意对王维的培养,不仅自己亲自教授其诗文,还延请了很多当时有名的画家、乐手对王维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新唐书》说王维“九岁知属辞”,这就是说,他九岁就能写出非常像样的文章。王维十五岁时路过嬴政墓,写了一首《过始皇墓》,中有“星辰七曜隔,河汉九泉开”句,已经颇具气象。
  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也只是他十七岁旅居长安时的即兴之作: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全诗不事雕琢,浑然天成,却有一股力量感人至深。在异乡为异客,旅异地为异人,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又逢佳节,人人团圆,家家结彩,烹羊宰牛,喜庆连连,这思念自当更深一层。诗意反复跳跃,含蓄深沉,既朴素自然,又曲折有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句,更是成为千百年来游子心头日夜萦绕的名句。
  诗歌之外,王维还工草隶,长绘画,娴丝竹,不管在当世,还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他都是不可多得的全才。前人评价唐朝诗人时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在很多人眼里,王维的全才,一定程度上正是凭借他那良好的家庭教育后天习得的。
  
  2、精通音律,观画识乐
  大概在十五岁前后,才华横溢的王维开始从故乡出发,游历京师。但在最初的日子,王维是寂寞的,他一心想结交的歧王怎么也联系不上,最后是弟弟王缙提醒他用银子买通王府的门人,他的名刺才得以顺利送达。
  歧王叫李隆范,为避玄宗讳而省去隆字,单名为范。他是睿宗李旦第四子,也是当朝皇帝唐玄宗的四弟。
  歧王尚贤、好风雅之名由来已久。当得知来人是有名的太原王氏后裔时,他吩咐左右赐座。王维献上早已准备好的几首小诗,其中有《过始皇墓》、《洛阳女儿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题友人云母障子》等,歧王看后赞不绝口。席间听说王维是前协律郎王胄的后人,便邀王维一起品丝论竹。
  一曲过后。歧王问:此是何曲?
  王维答:《凉州曲》,这支西域新进贡的曲子,格调苍凉,贵府的乐工演奏尚可。
  “尚可”二字,让歧王吃了一惊。王维可能不知,在歧王那里,这首曲子一向是他炫耀的资本。
  被王维这么一说,歧王有点不高兴,赌气地问:“王公子有何高见?”
  王维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笙管在哪里丢了半个音,笛箫在哪里慢了半拍,琵琶的指法还不错,但未精到,揉捻挑拨尚欠功夫,等等。
  歧王和王府的乐工们听得目瞪口呆。紧接着王维又自告奋勇奏了一曲,有如天籁,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众人如痴如醉,奏完之后很久才突然想起鼓掌。
  从那以后,王维成了歧王的座上常客,也算在京城初步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后,王维打算正儿八经地考个功名。
  根据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中的记载,公元719年,王维准备应试,最开始他想走公主的门路,于是委托岐王引荐。
  这位公主是指玉真公主,玄宗的同母妹。她从小见惯了祖母武则天、姑姑太平公主的尔虞我诈,觉得活得太累,于是在终南山建了个别馆以做求佛之用。她的这种做法深得三哥玄宗的赏识,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对她格外关照,她的话在三哥面前也格外管用。
  有这个想法的不止王维一个,早在王维之前,有个叫张九皋的人就已经打通了公主的关节,公主也答应帮忙,授意负责考试的官员点此人为解元。情急之下,岐王想了一记妙着。
  一天,公主宴请岐王,岐王便带着王维前去赴宴,行前让王维锦绣华服地妆扮了一番。王维风姿俊美,仪表非俗,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高雅的贵族气息,非常惹人注目。
  公主一见便问:“这是何人?”
  岐王说:“是个懂音乐的。”随即让王维给公主演奏一曲。
  只见王维左右拂弦,指如流水,曲成,公主大惊,问:“这是什么曲子?怎么听都没听过!”
  王维起身答:“此曲名叫《郁轮袍》。是小生自度的曲子。”
  公主听了很高兴。岐王乘机说:“此人不单通晓音律,诗文亦工。”
  公主惊叹再三,问是否有写就之诗。王维从怀里取出数卷早已准备好的诗奉上。
  公主阅毕,缓缓说道:“这些诗歌我先前也曾读过,一直以为是古人的作品,想不到作者居然是你这样一位翩翩少年!”于是让王维更衣入席,列为上宾。
  王维饱读诗书,言谈诙谐,再加上从小熏陶出来的贵族气质,在座之人无不骇然。
  岐王见时机成熟,遂对众人说:“此人文采风流,如果今年京兆府能以此人为头筹,实乃国家之福。”
  公主说:“那干吗不教他去应举呢?”
  岐王说:“听说今年的解元您已经许给张九皋了。”
  公主闻言哈哈一笑,说:“那是别人求情,这张九皋我见都没见过!”
  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要想取解元的话,我当全力保荐你。”
  就这样,王维轻而易举地夺取了京兆府的解元。
  古代科举考试分几个级别,州府一级称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举人第一名就是解元。王维得此头衔,无疑为他日后的殿试打下牢靠的基础。
  但据史学家考证,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出于杜撰,因为早在王维之前,那个跟王维存在竞争的张九皋就已经明经及第,他犯不着再赶这么一趟浑水。尽管如此,从这个唐人记载的故事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人们对王维才华、特别是音乐才华的认可。虽然中解元一事尚有存疑,但后来考取进士而且高中状元,却是正史记载的事实。
  《旧唐书》说“维开元九年(721)进士擢第”。进士及第后,王维随即被授予“太乐丞”。这是一个掌管音乐的闲官,对于王维来讲,多少也算是专业对口。
  对于音律,王维有很多过人之处,他不仅能听出别人哪里跑调,哪里走音了,而且自己还能写曲、填词、演奏,甚至于随便拿一幅奏乐图,他就能说出画中的乐工奏的是何音何调,奏至何处。
  就有那么一次,有位同僚新得一幅《奏乐图》,但画上没有款识,不知画的是什么意思,于是拿到朝堂上请王维帮忙鉴别。王维摊开画来一看,这是一幅六尺长卷,绢本设色,人物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画面上是一个管弦乐队,还有指挥,像是在演奏什么曲子。
  端详了一会,王维告诉同僚,这幅画不是什么古董,画上的乐队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是新近流行的曲子,而且就画中的情形看,乐队正演奏到第三叠的第一拍。
  见王维说得如有板有眼,同僚表示怀疑。王维说可以一试。于是二人找来乐队让他们给表演《霓裳羽衣曲》,当演到第三叠第一拍的时候,王维大喝一声“停”,整个乐队戛然而止。同僚对照画中情景,竟然一模一样,大为叹服!
  
  3、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维不仅精通音律,诗画亦工。他学诗的启蒙恩师是其父王处廉,他的画据说传自当时一位姓吴的先生,至于真实姓名已经茫无可考。
  王维早慧,学诗、作画一点就通,但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说写诗是一部歌剧的话,那么绘画只能算着一个插曲,但就是这个插曲,成就也是巨大的。
  当代有学人这样评价盛唐的三大诗人李、杜、王的:如果说李白的诗有任侠使气的布衣风采,杜甫的诗有忠君忧民的官绅底蕴,那么王维的诗才真正是寄情山水、体味人性的诗人本色。
  由于王维兼众多角色于一身,所以人们常常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出艺术相通的影子。苏轼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公元737年,王维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他作于这一时期的《使至塞上》和另一首年代不可考的《送邢桂州》,最能体现他的画家本色。
  《红楼梦》里有一回写到香菱学诗,她的老师林黛玉独独在唐诗数千家中选中王诗,让她第一步先读一百首王诗。读过之后,二人开始探讨起读诗心得。
  《红楼梦》中是这样写的: 
  香菱笑道:“据我看来,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这话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香菱虽是初学诗,但问题看得真切,她所举的三句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都是王维诗中的名句,而且都具有图像美。它不同于李白那种“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想象,也不同于李贺“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的用典。他写景恰似一个高明的画家拿着炭头在画布上别出新裁地细细涂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渡头”、“墟里”,一个景致就是一幅画面,再加上诗人精心选择,动静结合,一幅幅画面如在眼前,呼之欲出!
  特别是香菱提到的前两句,一个“直”,一个“圆”;一个“白”,一个“青”。其中“直”和“圆”是线条,“白”和“青”是颜色。线条和颜色这些都不是诗人的专长,只有在画家的眼里,它们才是鲜活的元素。
  王维的画,从流传至今的资料看,大多作于中年隐居辋川之后。在公元731年前后,他有过一段愉快的巴蜀之旅,这个时候也作画甚多。
  在北宋的《宣和画谱》中收录的王维画作中,光是《栈阁图》和《蜀道图》就有十一幅。但可惜这些画现在都见不到了。据专家考证,目前存世的所谓王维真迹其实都非王维原作。
  王维之前,山水画流行的是金碧设色,以泥金﹑石青和石绿三种颜料作为主色,以青绿画山水,泥金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透露出一种富丽堂皇的美,但缺乏清静幽远的意境。王维开创的文人画的水墨风格,正好弥补了这个不足,于典雅之外更添一份幽玄。明朝著名画家董其昌对其推崇备至,认为他是“南宗之祖”,“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
  目前公认的最能体现王维画风的,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雪溪图》。《雪溪图》,绢本、墨笔画。纵36.6厘米,横30厘米。坡石有渍染似无勾皴,无款。有宋赵佶标题“王维雪溪图”字样。
  该图录于《中国名画宝鉴》,全画采用平远构图,分为近景、中景、远景三段。近景左下方有一座披着素纱的木拱桥,把人们引入一个冰雪天地;中景是一条结冰的大河,横卧在画卷中部,水平如镜;远景,河对岸雪坡、树木、房舍等平卧于黑水之上,掩映于白雪之中。整个画面幽静深远,让人沉浸在一片寂静的山村境界之中。伫立在天地之外,有雪花飞飞洒洒,观画人的眉桡、面颊、肩膀,顿时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雪绒花。行人的脚步越来越近,闭上眼仿佛触手可及。
  除了山水,王维还能画人物。公元732年,王维经三峡出蜀,乘船回到长安。途中他特意去拜访了身在襄阳、同为山水田园诗人的好友孟浩然。
  王维拿出一路的行吟之作请孟浩然指正。孟浩然看过王维的诗后爱不释手,特别对“晴江一女浣,朝日众鸡鸣。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几句感触颇深,认为深得景物之妙,如影历历,恰在眼前。
  接着,孟浩然也拿出自己的诗请王维参阅。当看到 “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一句时,有着画家气质的王维沉吟良久,随即向孟浩然讨来笔墨,顷刻之间,一副《孟公行吟图》一挥而就。
  画面上,孟浩然修长的身材,清峭而瘦弱,白袍,乌纱,黑靴,骑马缓行;后面一个书童,背着琴,提着书箱。背景是萧索的荒城,与马上的孟浩然两相映衬,精妙之极。
  这幅画在唐朝就很有名气,临摹的人很多。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诗入画的做法,给后来辉耀一时的北宋画院,不管是在招生方面,还是培养人才上,都提供了难得的思路。
  
  4、禅理入诗,妙韵天成
  除了诗画相通,在王维的诗里,禅理也近乎完美地融入了进去。后人在说到王维的时候,常常说他是“诗佛”,指的正是他那些与禅理异曲同工的绝句、律诗。
  王维嗜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母亲的影响。其母崔氏,整日卷不离手,尤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王维字“摩诘”,就是由母亲取自佛教经典《维摩诘经》。
  王维一生坎坷,人生的几大悲,都给他碰上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等到终老之时,又突然生出一个安史之乱,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被安禄山逼迫做了伪官,后来甚至差点因此罹祸。人生的悲欢起落来得太快,王维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事情就突然发生了,王维很不愿意去回忆。
  九岁那年,父亲王处廉病死汾州任上。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协助母亲分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考取功名,重振门风,十五岁的他就开始了京城的求官之旅。无亲无故,一个半大小子,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开始人生的另一番天地,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王维有才,但最初他的才华并不被人们认可,他的诗作很美,但一度苦于无门。如前所述,他曾向重贤的歧王投了几次名刺。
  在是否应该行贿的问题上,王维陷入了困惑。为了这事,他特地去请教了事佛的母亲。母亲给出的答案近乎偈语:“般若无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世间之事不可过于执着,一切随缘而动,无可无不可。”
  在母亲的熏陶下,一旦遭遇人生的变故,王维总会自然不自然地向佛教寻求解脱。在刚刚进士及第时,他被授予太乐丞,不久发生的一件 “黄狮子事件”,让处于人生波峰的他一下子跌到了波谷。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因为年轻,刚入仕途,王维在太乐丞上勤勤勉勉,夙兴夜寐,深受上司器重,下属爱戴。当时,朝廷正在大量吸收西域的波斯乐和北方的燕乐,当整理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照例要举行汇报演出。初秋的一天,歧王前来视察,因是王子,又兼旧友,王维盛情款待他。
  酒过三巡,歧王兴致大发,点名要看“黄狮子舞”。黄色自古就是天子一色,这“黄狮子舞”也是专门表演给皇上看的,歧王这个要求给王维出了一道难题,但不得已,还是上演了,歧王终于成功的欣赏了一回“黄狮子舞”。但是当他酒醒的时候,他差点没尿裤子。皇上下令严查,王维也因此受到牵连,贬官济州去看仓库去了。
  这是父亲辞世之后,王维遇到的人生第一次大变故。按说这事跟王维关系不大,对于工作他不可谓不尽心,对于事业也不可谓不努力,但是官场的升迁,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更重要的还有人际关系,官场手腕。明白了这个道理,王维反而更加迷惘,他究竟该如何面对冰冷的现实?
  王维细细品味着母亲的话“世间之事不可过于执着,一切随缘而动,无可无不可”。如果说第一次面对该不该行贿的挣扎,只是王维就具体事情而得到的开悟的话,那么这次,他则试图把佛教的教义渗透到自己的仕途、甚至说整个人生中来。
  事情没有因为外放而有所好转,人生的变故接二连三,公元728年,妻子病逝。对于王维的妻子,我们所知甚少,但是从王维的行迹看,妻子的离世对他的影响颇大,他从此终生鳏居。
  他曾伤心向地母亲寻求解脱,母亲依旧用禅理使其开悟。母亲说:“世情本幻象,何须大执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人事亲情皆由缘字而定。一切尘缘,随生随灭,缘来则聚,缘去则散,来去自由,心体不滞,即是般若。”
  母亲的话并不玄奥,但真正要从人生的点点滴滴领悟开去,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妻亡之后的第二年,内心极度苦闷的王维,正式拜大荐佛寺的道光禅师为师,研习顿教。
  顿教是佛教的一个流派,属于南禅宗。主张众生与佛并无区别,只在悟与不悟。未悟时,佛即众生;一旦开悟,众生即佛。
  经过多年的研习,对于人生,王维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公元743年,王维买下了唐初诗人宋之问的辋川别墅,终日与三五好友吟啸其中,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
  这期间他写下了很多深谙禅理的诗篇。如《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
  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 
  寂静的山涧里,辛夷花自开自落,自生自灭,不假外物,不关世事,也无人知晓。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恰似一杯清幽淡雅的雨前茶,氤氲缭绕的只是表象,最终还是将归于平淡,空无寂灭。
  明朝的文论家胡应麟说,此诗是“入禅”之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全诗不像王维的前期诗作有着众多的意象,也没有澎湃起伏的心境流露。这里只有深山幽谷中无人知晓的辛夷花,生于斯,寂于斯,即使发过醒目的红萼,即使开过满树的灿烂,但终究还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开是安排,落是宿命。如此意境,生于象外,恰似天成,诗境与禅境合一,恍若隔世。
  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755年是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蓄谋已久,势如破竹。次年六月,长安沦陷,玄宗皇帝带着一批大臣仓皇奔蜀。时任给事中的王维扈从不及,被叛军俘获。
  安禄山要他在手下任职,他当然知道这是沾不得的,于是服药称病。但即使这样,狡猾的安禄山也没放过他,把他“请”到洛阳,软禁在普施寺,之后硬是强塞给他一个官职。王维无奈,只能虚以委蛇。
  不久唐王朝的军队克复两京,皇帝对那些曾担任过伪官的人一一清算。要不是兄弟王缙愿意自削官职为他求情,要不是担任伪职期间写过一些怀念旧朝的诗,他很可能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终老之年,又遭一劫,王维的心境可想而知。自那以后,王维更加消极,他甚至都没了以前那种随缘的心境。
  公元758年,这时已经是唐肃宗在位。王维向唐肃宗上了《请施庄为寺表》,表示愿意献出自己心爱的辋川别墅“上报圣恩,下酬慈爱”,言辞恳切。皇上览后,批准了请求。
  这一年冬天,王维告别了居住十六年之久的辋川别墅,带着一份落寞和惆怅离开,回到与辋川完全是两个世界的都城长安。
  这时的王维,心情想必是别样的复杂,现在的他再没有人生的得失,没有起落,没有悲喜,没有沉浮,他唯一需要面对的,只是人生最终极的问题——生死。喧哗的外景与王维的内心恰好形成强烈的反差。
  生死无疑是人生所有问题中最难开悟的,从王维晚年的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努力。在《秋夜独坐》里,诗人写道:
  独坐悲双鬓,空发欲二更。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中呜。
  白发终准变,黄金不可成。
  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
  用“无生”来求“有生”,是王维最后的解脱。但“无生”的境界,王维终究还是没有学成,公元761年,他死在尚书右丞任上,享年61岁。世称王右丞,即源于此。因其事佛,后人又给他一顶“诗佛”的帽子。

第三节 王安石:一个改革家的新梦与执拗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小字獾郎,晚号半山,死后谥文,受封为荆国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人,世称临川先生、王荆公或王文公。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也是临川王氏家族最重要的代表。
  千年之下,毁也悠悠,誉也悠悠,时有名之为盖世奇才,也有骂他是祸国奸臣;他能得到皇帝“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的托付,却遭到了几乎满朝清流的攻击;他下野后,得到政敌的尊重拜会,死后他的旗号却被奸党所张扬以把持朝政;他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也有人将其贬为宋朝灭亡的罪魁,其过在秦桧、贾似道之上。
  功耶?过耶?斯人作古,留给后世的争议,却总是那样充满矛盾。
          
  1、轻狂正谓少年志,宦海劈波如履平
  王安石故里在抚州临川,具体所在为现江西抚州东乡县黎圩镇上池村。
  据临川上池王氏族谱记载,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始迁祖叫王简,是太子晋的第五十一世孙,他大概在五代十国时期从太原地带迁到抚州盐埠岭。王简之孙王明在北宋初年再迁到上池。王明的长子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任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这可算是临川王氏仕宦的开端。王明因这两个儿子的功绩而赠尚书员外郎。
  王用之即是王安石的祖父。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以长子王益和第五子王孟最为出色。王益即王安石的父亲,他于1015年(宋真宗祥符八年)进士及第,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死后赠工部郎中;后来因王安石的功绩而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
  由上池王氏族谱所列世系推算,王安石是太子晋的第五十六世孙。(阳新族谱记载他为五十五世祖)
  王安石少时,其家族门庭虽不显赫,家风却已书香萦绕,文墨成馨。王安石兄弟七人,皆有能文持学之名。王安石的母亲吴氏非常贤慈,王安石的两位哥哥安仁和安道是王益前妻徐氏的儿子,吴氏不但对他们如自己亲生儿子一般悉心照料,而且对徐氏的家人也如同对自己家人一般。母贤如此,儿岂不肖,王安石能成为宋史上风流一时的名臣,当与这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关。
  王安石自幼喜好读书,一目十行,下笔千章。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宋一朝重文的社会氛围,加上自身过人一等的天赋,使他很快才名传扬。时人评价他做文章时 “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同时,这又让他养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风格:行事果决,不拘他人陈规,敢于锐意进取,以及满溢的自信和一往无前。
  王安石并未皓首穷经,也不曾专事雕文琢字。攻读之余,他常游历四方,大大开阔了眼界,对北宋中期的社会现实,以及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也得到一定了解。王安石祖、父两代为官,做的又多是接触实务的官员,想来自幼得到的身教言传中,“民间疾苦”四字,也常与圣贤文章一起在他的胸中留下痕迹。或许,变法思想的苗头,就是那时开始萌芽的。
  宋朝一世,“重文轻武”的制度文章做得最是充足,科举盛行,辞赋取士,而官僚机构又叠床架屋,人浮于事。稍有文化的人,谋个酒肉官职,甚是容易;若偏还有些文才显摆于人前,更可或邀游士林,或向上峰邀宠,这实在是文人苟安享福的快活世界。
  以王安石的才名干练,只要稍加逢迎世风,富贵易如反掌。然而他恃才自度,并不满足于追求这些。他的眼光落在了江山社稷的根基上。他追求的是用自己的才略去建功立业,为整个帝国根治痼疾。为了这个近乎狂妄的追求,他将藐视和排除一切阻碍。
  在《忆昨诗示诸外弟》里,不满20岁的王安石,已经展现了超乎常人的气魄:“……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 肯言孔孟犹寒饥。……”无论诗文格调如何,敢拿孔孟出来开涮,亦非常人度量了。
  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中进士第四名。据说,原本他的卷子是被评为第一,只因有词句犯忌,故而挪到第四。
  放榜之后,时任枢密使的同乡前辈晏殊,专门邀请王安石私宴。宴毕,晏殊对王安石道:“他年你的名位,当如我一样。”又送他八个字:“能容于物,物亦容矣。”
  应该说,晏殊对王安石已有一些了解,爱惜他的才气,却也担心他过于倔强而吃亏,故而送了这八个字作为劝诫。
  面对长自己几乎30岁的前辈,王安石略为敷衍,回到住处却感慨道:“晏公身为大臣,却教人如此逢迎,怎么能这样自我卑污呢。”根本不把晏殊的话放在心上。王安石的恃才自清,乃至目无他人,也可见一斑。直到数十年后,他罢相闲居,对弟弟说起此事,才感慨万分:“不解晏公为何在当年就知道今日的事情!”
  王安石以进士身份踏入仕途,最初的职位是淮南判官。本职之余,他依然勤而好学,加上年轻人精力旺盛,他经常通宵达旦的读书。王安石平素就不修边幅,往往夜读之后,稍稍休息一下,便匆匆入官厅办公,连洗漱都来不及。
  当时前辈名臣韩琦知扬州,误以为王安石是夜间行乐放旷,有一次,语重心长地规劝他:“你还年轻,应该多读书,玩乐有节制。”
  这自是一番好意,王安石当面不出一言置辩,退下来后自叹道:“韩公不是能知我的人啊。”
  后来韩琦知道王安石的贤能,想收为门下,王安石坚决不从。而韩琦虽重王安石的文才,却认为他性情太过迂阔,不能变通,因此也不重任其职,两人关系难免磕磕碰碰。据说一次争论政事,王安石毫不客气地指责韩琦:“要是这样做,那就是俗吏所为了!”韩琦并不动气:“你不知道么?我韩某人就是一个俗吏啊。”
  王安石在淮南的任职,到1046年(宋真宗庆历六年)任满,此任看来不是很愉快。就在这段时期,宋朝的第一次变法“庆历新政”全面失败,以范仲淹、富弼为首的变法派,纷纷遭到贬职。对于王安石,不知这算不算一个冥冥之中的征兆。
  按照当时规定,任满之后进献文章,便可求取京城里的职务,待遇丰厚而工作清闲。王安石却不愿如此,他宁肯选择到外地去作地方官。大抵仕宦之途,有为做官的,有为做事的。做官的只要官大俸优、权重位尊就行,而做事的却希望得到实干的机会。王安石当属后者。
  就在这之后,王安石调知鄞县(今宁波)。中国古代,县可算政府行政机构的基层。宋朝为避免割据,强化中央,采取的是分权制度。在这种体制下,要墨守成规很容易,要发表清议也不难,而要实实在在做出些事情,则比其他朝代更需要有果决的行动。王安石的第一次掌权实干,做得还算畅快。
  初到任上,他便带着随从深入各乡,发放府库的救济米粮,以免污吏从中上下其手。同时实地勘查,询问民情。针对鄞县的水旱灾害,他在次年便组织劳力,起堤堰,决陂塘,兴修了多处水利工程。
  他发现,农民靠天吃饭,丰歉难保,遇上灾年和青黄不接的时候,常常被迫借高利贷度日,由此招来盘剥。他采取措施,在饥荒时,将县库的存粮借贷给那些农民,而到了秋收时候,由农民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偿还。这样对农民而言,免除了利息高达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高利贷剥削之苦,县库里的粮食也得以每年易旧更新。
  此外,他还向朝廷申请放宽了盐政,准许鄞县百姓吃私盐;又整顿学校,加强联保。在任三年,鄞县风貌为之一变,民生安乐。卸任之日,民众依依相送。至今在宁波,还有王安石的祠庙,供百代瞻仰。
  王安石在鄞县第一次将自己的理政思想付诸实践,获得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得益于他本身的才智,也得益于他深入基层,掌握实地情况,以及能雷厉风行地把自己的政务原则贯彻到底,使得鄞县痼疾一扫而空,百姓欢心鼓舞。正是在这里的成功,让他的自信进一步提高。二十年余后,在他实行的新法里,大家不难看到“鄞县模式”的影子。
  就在这段时间,他的好友曾巩将王安石的文章带给前辈高人欧阳修。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参与者,他对王安石的文章大加褒扬,赋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这里,唐宋八大家里面,六位宋朝人已经露面了三位,剩下的三位是苏家父子三人。遗憾的是,到后来,除了曾巩和他自己,其他几位都将以王安石政敌一派的身份出现。
  王安石在浩浩宦海之中击水遨游,论自身才略,应付各色风浪,自是绰绰有余。他曾多次请辞中央的高官厚禄,明确要求到地方作实务的小官。而每到一地,必在那里风风火火,干出一番实绩。
  1063年,他被任命为同修起居注。这是个清要之职,又有很大的晋升机会,但他多次推辞,不肯受命。当朝廷强行派人把委任状送到他家时,他竟躲进厕所之中。官吏把任命书扔到他家里就走,他又追上去退还,直到朝廷八九次下令,这才勉强接受。有人说他虚伪,有人敬他执着,也有人叹他偏执,而他执拗的性情,致死毫无改变。
  33岁那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同在群牧司任通判,群牧司的长官便是大名鼎鼎的包拯。时值牡丹花开,包拯置酒相会,群僚吟诗会饮。看到两位才子司马光和王安石滴酒不沾,包拯询问,二人都回答从不饮酒。
  包拯笑道:“大家都在尽兴,二位一杯不饮,难免扫兴。”
  于是再劝。司马光拗不过,勉强喝了几杯,而王安石则是坚持终席不饮。事后司马光自述,由此,他明白了王安石的自持不屈。只是,司马光当时还想不到,若干年以后,他将与这个不屈的人进行势不两立的官场斗争。
  长期从政中,王安石自己的政学体系逐渐成熟完善。他认为国家贫弱的关键在于兼并,而治理国家的要务则在于经济。他主张恢复古制以治理国家财政,解决社会矛盾。
  当然,这里的所谓古制,并非真正复古,只是他想象中的古法,或者说,是为自己的主张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1058年(嘉佑三年),王安石向仁宗皇帝上万言书,明确提出,天下贫弱的原因,在不能依法理财。而效法先王之政,则是“法其意也”,应当“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所谓财不足的祸患,根结都是理财无道,所以希望皇帝摈除“苟且因循之弊”,实行变法,以“合于当世之变”。
  遗憾的是,宋仁宗和大臣并未重视他的主张。宋仁宗年龄上大王安石十来岁,心态方面可能要沉暮几十岁。当初“庆历新政”时,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提出精简机构以节余费用,触动了整个文人阶层的利益,已经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如今宋仁宗又忙于立嗣子,自然顾不上理睬这位观念新锐而偏执的臣下了。
  1063年(嘉佑八年),宋仁宗驾崩,其宗子赵宗保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体弱多病,在位四年即崩。此时,王安石仕宦已有20余年。20余年中,他曾担任过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职,进行踏实的积累和等待。等待一个机会的到来,以将半生所学,都化作雷霆一击,为这万里神州开辟一个新的局面。
          
  2、君臣相佐难得事,欲借长钩挽九天
  1067年(治平四年),宋英宗驾崩,其子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此时宋朝立国已百余年。
  相比其他朝代,宋朝民间经济发达,然而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和消除民间反抗,宋朝从开国之初,便实行军政分权节制和养兵以防变等政策,维持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成分最杂乱而战斗力相当低下的一支军队,是为“冗兵”。同时各级官员权力分散,职务重叠,官员的俸禄又是历朝最高,是为“冗员”。冗兵、冗员使得军政机构效率低下,更致命的,他们的存在,无异于是对国家财政无止境的索取。据史家统计,当时用于维持军队、官僚的费用,已经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九成。雪上加霜的是,宋朝各种礼节、仪式,常常极尽繁华奢靡,开销巨大,形成“冗费”。
  此“三冗”是依附于大宋命脉上的毒瘤,随着国家承平日久而愈演愈烈,造成国家“积贫”“积弱”,中央财政出现严重的赤字。另一方面,宋朝的民间经济政策较为自由,不禁土地买卖,这一政策刺激了民间经济的发展,却也使得贫富差距加大,一些下层民众深受其苦。
  宋神宗登基时尚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很想有一番作为。早在登基前,他的亲信韩绛,便多次在他面前称赞王安石的贤能。刚一即位,他即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之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1068年四月,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召见来临了。在朝堂上,宋神宗问王安石一个问题:为何宋朝百年无大事?
  王安石以一篇《国朝百年无事札》作为回答。文章中,他赞扬了一番诸位先帝的贤明之后,话锋一转,指出本朝皇帝内则与太监、妃嫔相处,外则为官吏所隔;科举制度以诗赋记诵来考核天下人才,官吏体制又使贤才不能得其位;民间疾苦不为所知,农民被徭役所累,缺少官府救济,也没人兴修水利;军队素质低劣,训练缺乏;政府理财更是一塌糊涂。之所以暂时百年无事,是因为天下没有大的旱涝灾害,异族也还不够猖獗。说白了就是:本朝隐患其实大得很,百年无事那是运气好,运气一旦差,那就来事了!
  这样的回答真是相当不顾听众的感受,但宋神宗却被打动了。应该说,神宗这个年龄,既已经脱离了没有主见的幼稚,同时还不到恪守旧规的老成,正有一番锐意进取的劲头。一般作为20岁的年轻人,难免出现刚愎自用、急躁易怒等毛病,可贵的是,面对王安石的倔强,神宗表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反倒欣赏他的直率性格。对王安石而言,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君主,也是他人生路上的幸事了。
  自此,君臣二人开始谋划变法大计。神宗对王安石倚重有加,而王安石直言不讳的作风也越发突出。
  一次,神宗问王安石,学习唐太宗的治国之术如何?
  王安石回答:“陛下应当学习古代的尧、舜,那唐太宗算什么呢?”
  又说:“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易而不难,只不过今世那些无见识的学者以为高不可及罢了。”
  神宗便道:“你是在责难我啊。只怕我眼光短浅,难以符合你的心意,所以请你全心来帮助我,一起行这尧舜之道。”
  又一次,神宗单独留王安石座谈,说:“唐太宗有魏征,刘备有诸葛亮,这两位也算不世的奇才了。”
  王安石却说:“陛下你若能作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禹这类贤人来辅佐。那魏征、诸葛亮都是被真正的有道者所不齿的,说他做什么呢?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肯定会有大量人才。之所以没人出来辅佐,是因为陛下还不够英明诚恳,所以虽然有皋、夔、稷、禹这些贤人,也将为小人蒙蔽啊。” 
  把唐太宗、魏征、诸葛亮等都贬为等而下者,王安石对自己的信心,简直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地步。而神宗对他这番抒发,非但不觉得失礼,反而表示,愿意尽可能按照他的期望去塑造自己。
  弱冠之年的皇帝谦恭虚怀,48岁的大臣张扬狂傲,而且后者还毫无遮拦,前者却甘之如饴。这一对君臣搭配,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在人与人之间的意气上水乳交融。这里有亦师亦友的相得,更有同一奋斗目标和同一价值观的相知。
  1069年(熙宁二年),神宗设立实权极大的三司条例司,让王安石与陈升之同领此官,赋予王安石更大的权力。随后,王安石又得参知政事;次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次年,为宰相。
  对于攻击王安石的大臣,神宗设法迁调甚至贬斥。得到皇帝的全力支持,王安石意气风发,所有蓄积的激情井喷而出,针对现实中积贫积弱的症结所在,数年之间,一整套的新法措施次第登场。
  王安石屡次提出,要以依法理财为执政核心,并说国用不足,便是不善理财的缘故,若只节流而不开源,终究无益。因此新法之中,“理财”占了过半的内容,譬如:
  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的正月和五月,官府借贷给农民钱粮,在收割后,由农民加一定利息归还。这样农民就可免受私人高利贷盘剥,官府则获得利息收入。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废除百姓原来轮流充当差役的制度,改由官府出钱雇人应役,而百姓分摊费用,以使农民安心务农。
  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由县令丈量土地,登记肥瘠程度,以此制定税数,以防止豪强隐漏田税,保证政府的田赋收入。
  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其费用由受益百姓摊派集资。如果百姓财力不足,可向官府借贷“青苗钱”,加息后纳还。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和个人,给予升官和物质奖励,以此鼓励发展农业。
  市易法则在开封设“市易务”,由官府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限制大商人的垄断。
  均输法针对东南地区向宫廷进贡实物的任务,要求根据生产和需求,在路程较近和成本较低的生产地采购,节省货款和转运费。如此等等。
  第二类是强兵之法:
  “保甲法”加强治安,训练民众作为地方预备军。
  “保马法”规定百姓帮助官府养马,可抵部分赋税。
  “将兵法”精简军队,委派专职军官训练统率;又设“军器监”督造、维修兵器。
  第三类是取士之法,更改过去以诗词歌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结合实际形势与经典进行策论,以考察真才实学。此外还有整顿太学,设立分级培养制度,以及改革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任用等方面的内容。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相对于过去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变法,以及此前的“庆历新政”,有个重要的特点:前面的诸次变法,重在政治、军事体制的改革。虽然也涉及田赋租税等经济因素,但多以国家政令调整的模式完成;而王安石在新法中,明显将官府作为经济运营单位,而非单纯的管理和调控机构。
  青苗法是官府放贷,似乎出现国家银行的影子;募役法是将服役的义务用纳税的方式统一量化征收;其余几条经济法也无不赋予官府新的经济职能,甚至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这些措施,是王安石对北宋积弱积贫现实开下的药方,也是他治国理念的体现。
  从现在的角度看,王安石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合理的,但相对于那个时代,它太现代化了。王安石把它毫无保留地推行开来,这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王安石原本就在士林特立独行,如今身居高位,更是成为风口浪尖第一人。他毫无畏惧,因为在他心中,为解救朝廷国家的危局,舍此之外,别无他法,他对自己的主张和能力有充分的自信。在皇帝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排除那些无谋之辈的悖论,用新法架构起社稷栋梁,洗涤出大宋新的乾坤。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面对种种质疑和攻击,这便是王安石给予的回答。这“三不足”之说,就是王安石一往无前的真实写照。
  新法中的很多项,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田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很快,军队战斗力和装备也有很大提升。其中如差役法,连很多反对变法的“旧党”,都承认这条新法很不错。新法在科举教育方面的改革效果也相当明显。通过策论科举取士,改变了文人纯以吟弄风花雪月为能的局面,甚至可以说增强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实政素养。若是撇开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仅就新法本身的内容而论,可以称之为是对现代社会政府经济职能的探索和诠释。
          
  3、雄烈壮心终未果,半生覆水竟难收
  王安石是一位才人,唯其有才,故而自视甚高,目无余子,也不懂得和人妥协。如果他单纯是一位文人雅士,说不定反被赞为有魏晋之风。但作为身居大位、手握重权的政治家,太过固执,则难免遭人非议。
  早在变法开始之前,文人团体中便有对王安石乖张偏执的个性抱否定态度的,如苏洵就曾在朝中反对重用王安石。苏洵在英宗时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继承了父亲对王安石的看法。
  自古以来的变法,总是牵涉到利益分配,因此变法者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变法又涉及到人的观念变革,因此变法者还要面对守旧派的阻力。更甚的是,王安石要行的法格外独到,格外新颖,这就不能不遭到格外多的阻力。
  王安石个人拥有当世第一流的才略,也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这份支持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是少见的。遗憾的是,因为有这内外两大强援,他将自信转化为不顾一切的猛进,对所有的反对意见,他一概视为迂腐无谋之论,或视为私利而发的危言。他毫不犹豫地动用权力来压制,或用文辞来打击它们,却不曾求同存异。甚至于只因为某一方面的意见相左,便将此人视为政敌,而毫不顾及人情。
  御史中丞吕诲上奏王安石的十个过失,神宗将吕诲调职,王安石荐吕公著替代。韩琦、司马光因此事进谏。王安石大怒,对神宗道:“这些大臣官员朋比营私,是在与陛下争权。” 
  司马光与王安石素来交好,因不赞成新法,曾经三次写信反复劝告王安石,在信中,司马光指出:你的才略无可否认,但自从当权以来,朝野一致都对你不满,这是因为你“用心太过,自信太厚”了:古代的圣贤治国,不过让百官各司其职,对百姓放宽赋税,使得互不相侵而已:而你行新法,用国家政权去和百姓争相牟利,又让其中一些奸猾之人钻了新法的空子,使得百姓受苦,鸡犬不宁。
  他同时指出王安石侵夺其他大臣的职权、变法生事、用国家机关牟利、拒绝他人谏言等几个错误,造成怨声载道。
  王安石回答道:我奉皇上之命变法,怎能说是侵夺职权?我用“先王之政”来兴利除弊,怎能说是生事?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牟利?我回绝那些歪理邪说,怎能叫拒绝谏言?至于怨声载道,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了。
  从来回的书信可见,司马光站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立场上,认为政府不应该从事商业活动,变法会带来动荡。虽然有守旧的倾向,但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尤其是皇权时代缺乏法治和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来看,司马光的意见自有其道理。至于提出推行新法中的具体问题,和王安石拒绝他人谏言的缺点,也是中肯的。
  然而这却令王安石对司马光产生了反感。有意思的是,由王安石所推荐的吕公著,后来也因为反对新法而被调任。其他如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包括前代改革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等等,都因此相继离开朝廷。甚至老前辈欧阳修、文彦博,以及庆历新政的老臣富弼等,也先后因为对新政的不同意见而遭到了排斥。
  王安石不以私交影响政治立场原本不错,但这种简单粗暴地扩大打击面、而不是尽可能争取支持者和同盟军的做法,除了让自己在朝中越发孤立,让新法在政府层面的基础越发薄弱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呢?
  苏东坡兄弟、文彦博、司马光、富弼、韩琦……一个个都站在了反对新法的立场上。这些人中,有王安石过去的同僚、上司、好友,有曾赏识提拔过他的人,也有当年庆历新政的改革派元老。他们在当时的朝野评议中,也各自以才德兼具而著称。如今,或是出于对新政具体政策的否定,或是治国观念的分歧,或是对王安石为官之道的不认可,结成了所谓的“旧党”,在各种场合反对新政。
  王安石并不惧怕这种集团压力。秉持自己的理念,他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然而官场也好,改革也罢,终究需要有调和包容的肚量。一味的刚直,很难有好的效果,更何况王安石本身行事,也不可能毫无过失。
  朝中名臣宿员大都被推到了对立面,他只好起用一批新人来担当变法重任。这批新人却未必都能像他一样,把富国强兵作为最高目标而为之奋斗。他们是带着各种动机参与的,新政只不过是他们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可叹的是,对政敌的眼光严苛无情的王安石,面对这些“新党”,却无法再进行睿智的鉴别。“新政”是王安石政治生命的核心,为了对抗旧党,他被迫建立、或者说被迫允许了“新党”的结成。一旦“新党”成立,新政反而沦为新党的政治工具。新党中那些投机分子的存在,则使得王安石旧时的僚友对所谓新政更加反感,也与王安石越发疏远了。
  一般来说,规划再好的改革,都需要来自三个层面的互动:在上位者的推动,执行者的尽职尽责,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在鄞县的时候,需要处理的只是一个县的问题,王安石自己就是最高长官,他同时也是政令的执行者和监督者,他本人能够深入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纠正弊政。所以鄞县的改革是成功的。
  然而治一县与治天下是不一样的。如今王安石虽然身居高位,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却必须面临朝廷其他高官以及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的牵制。他再也无法亲自带着衙役下到各乡去发放救济粮,找百姓了解水土、收成和民风的具体情况,他必须通过数以百计的属员,操纵数以万计的官吏,将新政推行到全国每一个县、乡。
  此时的社会结构,也不再如先秦时简单。各种利益和团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大宋广袤的土地上。这时王安石才发现,整个局势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他与真实情况之间,隔着若干层级的官僚。他用皇帝给予的权力强制推行了一套新法,但他并没有为帝国准备好与新法所配套的管理、监察、执行和社会舆论体系。这就为部分掌权者提供了混水摸鱼的机会,反而加重了底层百姓的负担。于是,弊政产生了,经济改革的外衣下,腐败找到了温床。
  例如青苗法,目的是让农民脱离高利贷的剥削,然而地方官府将青苗钱的出贷和利息收入作为政绩,因此强行摊派,许多不需要借贷的农民、甚至市民也被迫借贷,反而增加了利息负担。此外,民间高利贷的借偿之间具有弹性,官府却是刚性制度,加上青苗借贷的十家连保,造成了无赖之徒借钱容易,到期赖帐,而普通民众一旦违期,官吏就抓人追债的局面。一般良民多不堪其苦。
  改革总是有利有弊,而新政带来的弊端,相比旧症存在的痼疾,总是更容易让人所觉察和反感,况且还有在新政中受损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煽风点火呢。此外,以国家名义进行市场活动,很容易便被套上“与民争利”的帽子。在王安石那个年代,这样的改革实在是过于大胆而超前了。
  新法实行的数年间,大量关于新法的反面事例层出不穷。如开封百姓为了躲避保甲法,甚至有自己截指断腕的。有百姓曾拦路哭诉助役钱的负担太重。
  面对皇帝的疑惑,王安石也曾郁郁伤神。在地方做官,出现差错,可以换个地方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做下去。如今以天下为本的这一场改革,却是根本没有翻悔的余地。他只能一面承受着旧党铺天盖地的指责,一面在“新党”的簇拥下继续坚持新政,同时向皇帝进行孜孜的辩解。这些辩解,很多时候已经带上了强词夺理的味道。
  在朝野的评论中,王安石的固执也成为大家嘲讽指责的对象,民间就流传着给王安石取的“拗相公”的绰号。
  1074年,全国范围发生大面积旱灾,百姓流离。神宗皇帝得知,非常痛心。一干旧党乘机指责王安石新法的不善之处。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慈圣太后),母亲皇太后高氏(宣仁太后),都在神宗面前哭诉,说王安石祸乱天下。
  神宗陷入困惑了。他依然尊敬和欣赏王安石,然而对听到的这许多负面消息,也得有个交代呀!这一年四月,王安石被罢相,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新法也一度由神宗下令暂停实行。
  王安石首度罢相之后,由他在新党中的左膀右臂吕惠卿和韩绛继续主持朝政。吕、韩两人不久恢复并恪守王安石定下的法度,人们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新法继续实行了,新党吕惠卿却是野心勃勃。他不甘心只作王安石的附庸,企图长久把持朝政。他一方面提拔亲信,另一方面设法打击、陷害新党内的其他成员,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并企图构陷王安石。新党因而自乱。
  韩绛察觉后,秘密向神宗作了报告。神宗和新党都认为,新法还是必须靠王安石主持。1075年二月,时隔不到一年,王安石恢复了相位。
  有人认为,这近一年的波折,表明王安石与神宗间再也不具备以往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其实不然。神宗与王安石的契合,核心在于行新政以强国。前度罢相和暂停新政,与其说是表明神宗不再信任王安石,不如说是他们俩在内外交困下,不得不向外界作出一个引咎谢罪的姿态。
  从王安石离任后,神宗安排吕、韩二人主持朝政来看,神宗至少在此时还是支持王安石的。这一时期真正的灾难在于,吕惠卿的举动,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利益纷争,这不但让旧党找到了攻击的理由,也最终导致新党走向分裂。
  另一方面,王安石的首次罢相,或许是神宗和新党的策略之一,让王安石退居幕后,以免得新政的领军人物成为攻击的焦点。而吕惠卿的内讧,彻底破坏了这个策略,王安石不得不火速回到前台支撑,并从此承受着来自旧党和新党内部的双重压力。
  王安石虽恢复了相位,但起初那一番创大业而安天下的念头却走向颓势。此时,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面临各方面的压力,王安石固执的性情也越发偏激,他懂得变祖宗之法,却很难改变自己长期把持的观念。这亦是度人容易自度难。
  宋史记载,神宗一次对王安石说:“听说老百姓对新法很是抱怨。”
  王安石回答说:“一年四季的严寒,酷热与暴雨,老百姓也要抱怨。这种抱怨根本不必去理睬。”
  神宗说:“要是连严寒、酷热和暴雨这样的抱怨都没有,那岂不更好?”
  王安石因此就“不悦,退而属疾卧”。
  随着年龄增长,宋神宗越来越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不再如以前事事听从王安石的建议,而总试图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君臣之间的分歧由此拉开。
  随后另一个对王安石重大打击的事件发生了。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行事比王安石更加尖锐。自父亲二次拜相之后,他一直与吕惠卿进行不断的斗争。一次不慎,被吕惠卿抓到了把柄,吕惠卿借此攻击王安石。王雱连累父亲,又气又愧,疽发身亡。
  50多岁的老人痛失爱子,怎能不伤心切腹?王安石终于萌生退意,屡次向神宗请求辞去相位。神宗也有些丧失信心了,于是,在1076年,再度罢了王安石的相位。
  之后,王安石移居金陵(南京),虽然其后还曾挂过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禧观使,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等声名显赫的职衔,但曾经的那一番主宰乾坤的豪情壮志,依然烟消云散。
          
  4、当日朝堂任我行,他年功过由君说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评价,头衔有“文学家”、“诗人”、“思想家”、“政治家”等。其中单将王荆公的诗文加以评述,也是可以洋洋万言的。不过本文不准备赘述他的文学成就,相对来说,他一生奉献的,更多是他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
  变法是他呕心沥血的事业,他为人的执拗和孤傲,也都是在变法中体现,一旦剔除他在政治上的修为,他对历史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就消去了大半,虽然他的诗文著作,与其为人一样,颇多言不附众、见解独到之处。
  作为政治家,王安石叱咤风云,对一切异己毫不留情地予以扫荡。退职之后的他,少了些咄咄逼人的气势。“旧党”的苏东坡,曾上万言书反对变法,此时却前往拜会这位居闲的“新党”领袖,与他相处十余日,两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对苏东坡的文才也颇为赞许。两人颇有些“相逢一笑抿恩仇”的味道。
  王安石罢相之后,神宗走上前台,亲自主持变法。或许是独自面对阵容强大的反对党,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力,1085年,年仅38岁的神宗凄然离世。即位的是宋哲宗,哲宗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执掌国政,她罢黜新党,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
  司马光对新政尽皆废除。甚至连被大部分人认为是新法中较好的“差役法”也被废除,苏东坡再三劝告保留,还是不能幸免。
  王安石时在病榻上,听到其他新法被废时,都默不作声,当听到“差役法”也被废时,他吃惊而无奈地说:“这是我和先帝筹划了两年才实行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归于沉默。
  曾经权顷一国的“拗相公”,也只能用这句话,来表达他对自己成果遭人践踏的辛酸了。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被朝廷追赠太傅,谥文。
  尽废新法后不久,旧党内部又为争权夺利而分裂为若干派系。宋哲宗成年亲政后,摈除旧党,恢复其父亲神宗和王安石的新法。但此时之新法,较之王安石的理想,已是大大走样。
  而此后新旧两党反复交锋,新旧法之争纯粹沦为党争。到末了,蔡京为首的一帮奸臣,打着王安石新法的旗号,诱引皇帝,刻剥百姓,弄得天下沸反,亦带累王安石在青史的形象受到株连。只是,这一切,王荆公都早已不得而知了。
  王安石的才华无疑是出色的,却因为后世对新法的褒贬不一,而被一些人称为祸国殃民。他的性情过于固执,不懂得与人妥协,然而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当时,若没有这种固执乃至偏激,一开始就想着和人妥协的话,或许一步也迈不出去。
  王安石的私人品德几乎无懈可击。同时代的黄庭坚曾谓王安石:“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明人郑晓评价:“荆公修身洁行,过于韩范富欧。夫韩范富欧诸公岂可过哉?然以修身洁行言之,而一介不取,一介不与,公实有大过人者。” 
  曾有一则记录,说某人献给王安石一方“呵之得水”的宝砚。王安石笑道:“纵然每日呵出两担水,能值几何?”将砚台还给了他。
  宋人笔记还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拒不纳贿,不贪爵禄,饮食淡泊,不纳妾,乘驴出游等。即使是尽废其新法的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对其德行亦不曾恶评。
  一代名相归于尘土。他这一生,有过少年轻狂的激昂,有过志得意满的欣喜,更有着扭转乾坤的豪情。虽然充满了遗憾,却更充满让人敬仰和称羡的光彩。

第四节:王实甫: 跳出“体制外”的剧作家

    王实甫,元朝人,生卒年不详,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著名杂剧作家。
  王实甫一生创作颇丰,但名目可考的只有14部杂剧,除《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留有全本外,还有《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其余仅存名目于《录鬼簿》。
  王实甫铸就了我国文学史上最璀璨夺目的珍品《西厢记》,后人评价该作堪与《红楼梦》比肩,谓二者是文坛并开的两朵“奇葩”。王实甫以超迈于时代的视角,重新演绎了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唱响了冲破礼教束缚,争取婚恋自由的最强音。后人称王实甫取得了古代文采派的最高成就,明代何俊良说:“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词家之雄。” 
          
  1、惊世骇俗的“出逃”
  虽然王实甫的作品被后世传颂,但关于王实甫的个人资料却只有零星片段,这和元朝时文人社会地位低微,不受统治者重视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弓马取天下的观念大行其道,科举制度几曾废止,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理想破灭。当时有“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意指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竟和娼妓、小偷一般卑贱。
  元朝的读书人不为统治阶级所重,处于集体怀才不遇的境地,他们悲愤压抑,只好混迹于娼妓优伶的下层社会,借写杂剧来抒发胸中块垒,因此元杂剧盛极一时,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剧作家,如最负盛名的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等。按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此四人并称“元曲四大家”。但在当时社会,他们地位低下,很少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因此,他们的身世多语焉不详。
  王实甫的父亲和儿子是元朝颇有地位和品级的官员,所以在官方史书中留有记载。王实甫本人虽然也有过从政的经历,但由于中途“背离”被视为正统的仕途,所以他即使留下了辉煌千古的作品,也失去了被收入正史的机会,而今,我们只能从各种史实片段和野史中,去考证、复原王实甫的人生。
  《录鬼簿》里提到寥寥几语: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被列入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西厢记》创作于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1295年-1307年),后人从这部作品和有关资料推测,王实甫大约生活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贴睦尔时代,与关汉卿生卒年代相去不远。
  根据《元史》的零星记载,王实甫祖籍在今河北保定的定兴县。其祖上究系哪一支王氏,已难以考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自宋元之后,王姓人已越来越融入社会肌理,其门庭、郡望渐趋淡化。
  华北平原、燕赵大地、易水之侧,这里人杰地灵,自古多才俊。王氏家族凭借其在元蒙统治集团内部的地位,在当地备受尊重和仰慕。
  王实甫的父亲王逖勋是成吉思汗麾下的一员虎将,曾跟随成吉思汗西征至西域,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噜浑氏为妻。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元朝社会,王实甫应有资格归属社会地位较高的色目人种。但因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选择过色目人的“高贵”身份。
  王逖勋深受成吉思汗赏识,曾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尚书等要位,受封太原郡侯;阿噜浑氏受封太原郡夫人。而王实甫的儿子王结,“以宿卫入仕,官至中书左丞、中书参知政事”,地位显赫。
  诞生于这样家庭的王实甫所接受的教育、见过的世面应该不同凡响。王实甫自己也确实曾是官场中人,他按照父辈的安排和传统的观念,先以县官入仕,因才能不凡,政绩卓越,后提升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其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可谓前途无量。
  如此看来,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前途,比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优越得多,不似别人投身杂剧,是“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式的无奈选择。那么,这样一位“省级官员”,为什么会选择投身于“八娼九儒十丐”的行列呢?
  王实甫生性不羁,骨子里是文人的清高气质。他为人机智幽默,风流倜傥,博学多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擅长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和心性。真正的文人是有精神洁癖的,这种洁癖使得他们对理想世界无比珍爱和向往,而与现实的丑恶格格不入。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就有与世俗利禄决绝、归隐艺术的先例:庄子淡泊名利,一生只为“自由”而活;陶渊明几出几隐后,最终“不为五斗米折腰”;唐寅看破名利,“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王实甫与这些前辈后生心有戚戚焉,是一种必然的心态。
  《北宫词纪》所收署名王实甫的散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分别有如下词句:
  “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
  “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
  “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这些诗词证明,是官场的倾轧令王实甫无所适从、大约在40岁时,他策划并实施了一次惊世骇俗的“出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片大好的仕途前程,掼了乌纱,只身逍遥去了。这种视名利富贵如浮云的行动,是颇需要勇气的。 
  政治讥笑真诚与激情,文学则欢迎赤诚与热血。于是,元代的官场中“失踪”了一名显赫的官员,中国的文坛上“混”进了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能正视自己的内心,并勇敢追寻内心的向往,不仅需要诗性的冲动,更需要对现世的大彻大悟,也就是生命的大智慧。将这种大智慧用于文学创作上,自是另有一番奇崛风景——王实甫在弃官后不久就完成了千古流芳的《西厢记》。至此,他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并在“叛逆”的路上快乐而执着地“出逃”下去。
  
  2、温柔乡里的风流才子
  王实甫弃官归隐后,头也不回地加入了元杂剧的“地下文人”创作团体——大都玉京书会中。
  所谓“玉京书会”,是当时杂剧家交流创作心得的最富盛名的创作组织,是许多杂剧作家产生和活动的地方,很有些类似于现在北京艺术家的聚居地宋庄一样。在这里,高手云集,他们代表了当时杂剧创作的最高水准,其中比较可以确定为玉京书会成员的,有关汉卿、白朴、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祥等,当然,还包括王实甫。众多爱好相同的文人在一起,相互激发了创作灵感。
  书会里的作家称为“才人”,他们大都是沦落都市,谋生无路,才为勾栏、瓦舍的各种演唱技艺写作唱词、话本或杂剧。“才人”们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这些创作往往要通过勾栏艺人演出,因此作家和演员接触密切,关系也很好。这种状态对杂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书会才人的创作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与勾栏艺人的合作;二是他们在书会内部有竞赛。王实甫因其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优秀的艺术才能,在这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乃至深受追捧,是风月的首领。
  与其他文人一样,他还经常出入杂剧演出的勾栏瓦舍间,与三教九流聚集一处。元大都时期的西四砖塔胡同一带,有勾栏数十处,是元杂剧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王实甫、关汉卿等,整日流连于此,能体味到下层人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愿望。
  王实甫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他的这种“非主流”的理念和生活状态,却不为社会和家人所认同。认真想来,他的选择,即使放在今天,也属于比较“前卫”的,何况是七百多年前的大钳制时代呢。幸而此时王实甫的父母已经过世,无法约束他,要不然,他可能不会有如此自由。
  没有父母的管束,儿子却成了障碍,王实甫的儿子王结对父亲的作为很有意见。王结是政治地位很显赫的年轻有为之士,面对这样一位“不务正业”的父亲,觉得很是脸上无光,曾劝解父亲为了家族声名和子孙的脸面,不要涉足“歌吹之地”,在家安心养老。但王实甫痴迷于“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乐此不疲,已不可能放弃他的创作与自由了。王结最终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贾仲明在《凌波仙》中凭悼王实甫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可见王实甫确实是混迹在风月场上、脂粉堆里,过着无拘无束的落拓文人生活。
  他晚年所作的套曲[商调.集贤宾]《退隐》中写道,“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捏几首写怀抱的歪诗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亲,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从中可以推测,王实甫晚年依旧痴迷于烟柳繁花地,乐此不疲地进行着他的创作和实践,生活还是很快乐的。
  “且喜的身登中寿”,据推测,他卒年约在公元1336-1337年间。至少活了60岁以上。
  
  3、一部西厢论到今
  《西厢记》是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一座高峰,多少作家只能望峰兴叹,多少艺术家为它孜孜不倦。只一部《西厢》,便足令王实甫名传青史。
  在王实甫之前,张生与莺莺的爱情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最早可见于中唐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莺莺传》。元稹作品的结局是,张生另攀新贵,对莺莺始乱终弃。作者为张生的行为找了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其后又谓:“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把莺莺比作红颜祸水的褒姒、妲己,抛弃莺莺不仅是合情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是“补过”。
  这一番辩解欲盖弥彰,无意中向人们揭露了皇权时代婚姻的残酷——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庸,婚姻不过是用以攫取权势和提高身价的砝码。 
  朝代更替,西厢不老!西厢情事在歌伎的小调里流传,在文人们的词曲里绵延。北宋著名词人秦观、毛滂等也纷纷以此为题材,写过幽怨的词曲。这些作品剔除了《莺莺传》结尾处面目可憎的论调,谴责了负心的张生,凭吊了多情而悲惨的莺莺,却未挖掘到更深层次的意义。
  金代的戏曲家董解元以诸宫调形式,全新改编了西厢情事,他一改前人悲戚的笔调,塑造了张生与莺莺的坚贞爱情,鞭挞了以崔老夫人所代表的封建门阀观念和传统礼教,并以张生携了莺莺私奔为故事的浪漫结局。另外,此作大大拓展了《莺莺传》的原有情节,加入许多新的人物,为王实甫的《西厢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至于“董西厢”的瑕疵,金圣叹读后笑言:“女子红牙板,大汉铁琵琶。”可见此书在艺术上尚嫌粗糙,人物定型过于拘泥。
  随着元代经济向前发展,人们生活相对安定,对杂剧创作提出了更高的审美需求。纵情于歌吹之地,浪迹于温柔之乡的王实甫,无形中担当起这一重任,由于长期出入下层社会,他更能体察大众心里取向,从而写出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在吸收“董西厢”精华的基础上,他创造出了元杂剧的巅峰之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从而植下我国戏剧史上最美丽的一树繁花。
  一叶一春秋,一花一世界,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折射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情形,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学者研究王实甫,最可靠也是最有利的工具,就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西厢记》。静坐而读《西厢记》,仿佛伸手触到了王实甫这位多情而多才的作家,歌酒人生,浮华在外,而身体里跃动的,却是一颗不拘于世俗羁绊的心。王实甫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将西厢情事改写得更加腾挪跌宕、感人肺腑,让莺莺与张生心心相印,不弃不离,在红娘的帮助下,勇敢地冲破世俗和礼教的羁绊,终成眷属。
  王实甫有意打破了封建社会婚姻的潜规则“门当户对”,道出了他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祈愿——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这种有悖于封建伦理的主题思想,恰是王实甫本人“出逃”正统的凯歌。
  在王实甫的笔下,最耀目的人物,其实不是张生,也不是莺莺,而是红娘,没有这个人物的塑造,“王西厢”将黯然失色。
  红娘是古道热肠的大侠,代表了平民形象,什么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红娘看也没看过,她操着智慧的大白话,时不时来点荤段子、小噱头,总能轻轻松松地化干戈为玉帛。红娘的言行体现了王实甫身上具有的、而那个时代所罕见的民主精神。
  长年行走于下层社会,王实甫见识了人间百态,各色人等,他同情抑郁不得志的书生,喜欢朴实热情的劳动人民,他借红娘的嘴,不失时机地嘲弄社会上层人物——崔老夫人、郑恒等。她的胜利是卑贱者的胜利,是平民的胜利,因而红娘更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
  明朝著名剧作家汤显祖批注:“红娘委是大座主,张生合该称红娘为老师,自称为小门生。恐今之称老师称门生者,未必如红娘拳拳接引、白白无私也。”红娘只是剧中的配角,可是她的舞台生命力却远远超越了张生和莺莺。
  最令人称道的,还有王实甫在语言运用方面的高超技巧。整篇《西厢记》多姿多彩、意韵倍至,绝妙好词不断,恰若繁星织锦、明霞璀璨。金圣叹感慨道:“读西厢应与美人同坐,方能品出韵致。”可知此书有很大的审美价值,读来令人心神摇曳,眼前一片氤氲,仿佛看到佳人轻舞衣袖,一路娉婷而来……
  王实甫极尽能事,写情,情在景中,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写人,人在画中,含蓄典雅、风姿绰约。文采自是袭人,但决不轻浮,韵致在笔外。如长亭送别一段:
  【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秋色凄美、有撒满云朵的碧空万里,黄花满地,谁人不引起青春易逝的慨叹?雁声嘹唳,正道出莺莺送别张生的无奈。
  全诗无一个“愁”字,但读来句句是惜别之际的愁心冷绪;全诗无一个“泪”字,但欲说还休的隐忍之泪,都闪耀在凄迷的景色里。此诗邃成经典,成为数百年来儿女相别的典范作品。
  王实甫又最擅用典,前人诗词佳句,顺手拈来,契合情境,又妙然自在。人物唱词极尽锤炼,又语出天然、纤尘不染。
  综观王西厢全篇,人物唱词大雅与大俗相结合,给人以“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感觉,且读来通晓流畅、活泼生动。
  后人无不喟叹王实甫的大手笔,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
  就连曹雪芹也掩不住满心羡慕,托了宝黛之口,喝了声彩:“但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
  《西厢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在元杂剧史上尚属首例,一如清新的风,一扫当时文坛悲苦压抑的气氛。另外,读者不难感受到王实甫为女性辩护的热情,莺莺的才貌双全、红娘的机智果敢,男子望尘莫及,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女权观念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抗争作用。
  明代戏曲评论家王伯良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壹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王实甫用心血凝铸的《西厢记》,一经面世,便赚得个“天下第一”的美名,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戏剧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
  《西厢记》问世以来,我国戏曲评论界和文学界对王实甫和他的作品掀起了诸多研究热潮。到了明清,此风更甚。最著名的当属金圣叹评本——《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
  在金圣叹眼里,王实甫是从古至今屈指可数的大才子。读完西厢,他发出一声叹息:“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
  就连一向狂傲的清代才子李渔,也为王实甫的生花妙笔所倾倒,他说:“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 
  《西厢记》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吏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
  《美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元代戏剧”条目中说:“《西厢记》是描写青年爱情的浪漫戏剧,剧作者王实甫以无与伦比的华丽文笔写成的,全剧表现一种罕见的美。”
  王实甫笔下流出的红尘往事,传唱不衰,一如衣袖生香的美人,跨越了时空的阻梗,在文学家的神思里熠熠生辉,在艺术家的妙手下巧笑嫣然……

第五节 王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公元1472年-1528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后世多称其为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集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于一身,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阳明学派,用以对抗程朱学派,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他是东西方哲学史上最富传奇性的思想家兼行动家,一生文治武功,为官三朝,波涛汹涌,大起大落。明万历年间入孔庙从祀,获得“圣人”地位。其一生著作甚丰,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1、瑞云楼里的奇小子
  公元1476年,明宪宗成化年间,浙江余姚的街道上走来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和尚长得五短身材,面目慈祥,身穿粗布僧衣,戴一个大斗笠,口中念念有词,称自己包治各种疑难杂症。
  和尚的话引起了一个过路老人的注意,因为老人一家多年来一直被一桩心病困扰着。这位老人名叫王伦,儿子王华是当朝状元,一直在北京做官,4岁的小孙子王云跟着自己生活。王云今年五岁,天资聪颖,一家人颇为喜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个哑巴。
  和尚跟着王伦来到家中,看着正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他的王云,眼皮微微一动,心中连连称奇,举手摸了摸王云的脑袋,笑道:“好一个孩子啊!只可惜名字道破了天机,可惜啊,可惜!”说完,转身不见了踪影。
  王伦在旁看得出神,一时摸不着头脑,突然间想起五年前这孩子出生时的情景,恍然大悟!遂立即给孩子改名为王守仁。
  原来四年前王伦的儿媳妇郑氏有孕在身时,一家人十分高兴,期盼着新生命的诞生。可是苦等了14个月,郑氏依旧没有生产。直到有一天,婆婆夜里做梦,梦见一朵祥云从天上慢慢落下,落进了儿媳的屋中。突然一声啼哭,让王老夫人从梦中惊醒,儿媳妇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这个梦,祖父王伦以为孩子是上天送给王家的,就给这孩子取名王云。
  名字改为王守仁后,孩子马上就会说话了。王家的奇事,后来被街坊邻里广为流传,人们都把王守仁诞生的那个楼叫做“瑞云楼”。
  当然,这个关于王阳明出身的故事,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根据余姚王氏族谱记载,王守仁是琅琊王氏后裔,而且是王羲之的直系后代。
  余姚王氏发端于南宋,开基祖叫王寿。王寿曾任南宋的迪功郎,是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世孙,他始迁余姚县城。
  余姚王氏起初并不显达,到明初,出过一个叫王钢的人,曾为兵部郎中,在平定潮州之乱时,为海寇所杀,但未得明廷褒奖。自此,王钢后裔隐居不仕,埋首诗书,直至明成化年间的王华考取状元,家风才为之一变。而把余姚王氏推为天下名门的,则是王华之子王守仁。由族谱推算,王守仁是王羲之的第三十八世孙。
  王守仁十一岁前在祖父的教育下成长,读书识字。他过目不忘,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思考,总是在不断的提问中学有所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体会快乐。
  一次,他问私塾里的先生:“请教先生,何为第一事?”
  先生回答说:“只有努力读书考取功名,才是第一事。”
  王守仁眨了眨眼睛,若有所思,又对先生说:“考取功名恐怕并不是第一事吧,学习圣贤才是第一事。”
  11岁后,王守仁随着父亲来到了京师。虽然自己的父亲是状元,可王守仁却不仅仅以读书为乐。他在这新的环境里又找到了新的爱好,那就是骑射和兵法。幼小的心灵里已经下定决心,要练就一身文武双全的本领,希望自己能够像父亲那样为国家出力。
  15岁时,他遍游居庸三关,览山河形胜,考察边境地理和边关战事,感慨万分,看着长城内外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疆场,他跃跃欲试了。
  王守仁聪敏好学,兴趣广泛,对自己专注的事情,有股不穷其理誓不罢休的劲儿,甚至有的时候在常人看来,这个年轻人有些颠三倒四、行为乖张了。
  16岁那年,王守仁和江西南昌一个官家小姐定了亲。娶媳妇是大好的日子,可到了入洞房的时候,新郎却找不到了。家人苦苦找了一夜,第二天,终于发现他正坐在城外的一个唤作“铁柱宫”的道观里,和道士在谈论养生之术。原来,他白天出门闲逛来到道观,和道士论起道来,一时忘记了自己正在娶亲之事,弄得一家人哭笑不得。
  
  2、格物致知学圣贤
  娶亲之后,王守仁在回家的途中拜访了程朱学派的学者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学说,使他很受启发。从此之后,他对儒家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遍读朱熹著作,苦修理学,决心要通过“格物穷理”,做一个“圣贤”一样的人物。
  21岁那年,他觉得朱熹所讲的“一草一木皆有至理”很有意思。为了领悟其中道理,通过格物去求圣贤之心,他走到家中庭院的竹林里,按照格物法要“格竹子”。他死盯着竹子思考,希望能把竹子给“格”明白。就这样不吃不喝,从白天站到晚上,依然没有“格”出什么东西来。
  可生性倔强的他不死心,第二天照旧来“格”,还是没有收获,但他没有放弃,他坚信一定能从中参透些道理出来。这样连续观察了七天,不但没有结果,反而因过度疲劳,大病了一场。
  病愈之后,这桩事给王阳明刺激颇深,他认为,一竹之理,尚且难以“格”出,又如何能“格”尽天下之物?
  朱熹哲学讲究把先验之理外化为“在物之理”,强调“即物穷理”,主张“于事事物物上穷理”,并认为“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朱熹哲学是求心外之理,王阳明却觉得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也就是说,个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以个人的认识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又怎么能做到呢?王守仁开始感到朱熹那种把“物理”与“吾心”分割为二的做法并不可信。随着学术活动的进展,他越来越认为朱熹的学说“支离决裂”,不利于拯救社会的道德和王朝的颓败,就对朱熹这种“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的学说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决心开始寻求更能成“圣贤”的道路。这时,他把目光投向了佛教和道教。
  王守仁自幼和佛道颇有渊源,早年就和和尚、道士们交往,对程朱理学的失望,使他企图从佛教和道教之中找出修身治国的道理来。后来他一度跑进绍兴会稽山的阳明洞,并在那里盖起房子,专心修炼道术,静坐行气功导引之术。
  几个月后,有时静坐修炼得久了,竟然生出离家弃世的想法来。但想起家中的老祖母和父亲,他马上又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自己真的可能就从此走上“断灭种性”的道路了,还何谈治国安邦呢?
  看来只有“笃志圣学”才能识破佛、道“二氏之学不可信”,自己离做圣贤还远着呢,还是回家专心读书考取功名吧。于是,他跑出了阳明洞。王守仁也因为这段经历,有了个世人皆知的名号:阳明先生。
  
  3、初涉官场逢妖佞
  王阳明18岁中举人,28岁进士及第,从此和父亲同朝为官,开始了变幻莫测的宦海生涯。
  此时,北部蒙古族觊觎中原已久,不时骚扰明朝边境,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一入朝堂,王阳明就将当年在居庸关的所见所想写成条陈,上书给了弘治皇帝朱佑樘。其“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足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严守以惩弊”的边务八条,以加强边关防务、抵御瓦剌侵犯为宗旨,切中要害,很得朝廷的重视,不久便先后被任命为兵部主事、刑部主事。
  在任上,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一面为国事心忧天下,一面时刻不忘治学,努力在精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家园,并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愈加关注起来。然而,此时的他却没有察觉一场大祸正悄悄逼近。
  正所谓“国之将亡,必出妖孽”,洪武皇帝朱元璋当年为了保证朱家的皇权不会旁落,处处提防自己的臣子,到后来逐渐走向了反面,在政府中形成了皇帝使用宦官监控大臣的畸形政治体制。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即位的时候,满朝上下已经被太监擅权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有八个太监,以大太监刘瑾为首,号称“八虎”,变着法子领着这个正德皇帝玩耍,哄得正德十分开心,正德就把朝中一切事情都交给了刘瑾等人。
  朱厚照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玩笑”皇帝,他不耐烦天天上朝理政,也不愿意去听那些毫无意思的经筵、日讲,最喜欢的就是带着一群太监们玩鹰、犬、狐、兔,又建了所谓的“豹房”,专门作为驯兽的场所。身边围满了优伶、喇嘛和“术士”,还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作老板、百姓,武宗则扮作富商,在其中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又模仿妓院,让许多宫女扮作粉头,武宗挨家进去听曲、淫乐,他习惯一次与数名妃子同寝,甚至长枕大被,与十多名妃嫔共睡一床,嬉戏胡闹,彻夜不倦。他不仅游山逛水,在宫中酗酒,赏玩珍禽异兽,还异想天开想玩一玩打仗,先后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朱寿”、镇国公、太师,荒唐至极。
  皇帝快活得不亦乐乎,国家朝政大权就这样集中到大太监刘瑾的身上。刘瑾是司礼太监,本来并没有品级,但是他掌管一件事,就是为内阁申请文件盖章,内阁大臣许多重要决策能否得到皇帝批准,很大程度上全看刘瑾是否配合,所有重要公文都由他一人经手,一时权倾朝野。
  刘瑾品德非常卑劣,他肆虐地镇压文官,公开卖官鬻爵,向民间横征暴敛,滥加苛捐杂税,使得工商业一片凋敝,又肆意侵占官田、民田,更使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
  朝中正臣纷纷上书参劾刘瑾恶行,不料刘瑾却倒打一耙,把参他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多人下狱治罪。在一旁早就看不过去的王阳明怒不可遏,毅然挺身而出,义正词严,恳求皇帝能为戴铣等人平反。可昏庸的皇帝没有理他,刘瑾反诬王阳明与戴铣等人为朋党作乱,把他一起下狱,并痛打四十廷杖,随即谪贬至贵州龙场驿站当驿丞,连父亲王华也受到了处分。在狱中期间,刘瑾曾派人暗示王阳明,只要服软或给以贿赂,便可无事。王阳明根本未加理睬,出狱后头也不回,直奔贵州。
  
  4、龙场悟道致良知
  四百年前的贵州,乃是瘴疠蛮荒之地,毒蛇猛兽横行,荆棘丛林遍地。龙场即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城,当时属边鄙之地,万山重叠,苗彝杂居,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王阳明只好在附近搭一所草庵栖身,刮风下雨无处藏身。他后来又在龙场东北的龙冈山腰找到了一处岩洞,移居其间后,给这里起名为“阳明小洞天”。
  龙场的“阳明洞”虽然简陋,王阳明却在这里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他晨起洒扫洞舍,日夕手不释卷,默坐以求静虑。据说,他还自备了一副石头棺材,决意超脱生死荣辱以澄心明志。
  在这里,王阳明开始了他治学的一个崭新时期。回想以往,既然“支离决裂”的程朱理学和超脱尘世的释、道之学对于修身治国都无济于事,那么什么才是成圣贤的正途呢?他坚定地认为,唯一的道路,只有对“圣人之学”认认真真地进行思辨。
  在沉思“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中,他的心境由烦躁转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他日思夜想,终于在某一天的深夜,感到自己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大悟“格物致知”的道理,突然间感到了天地一片开朗清明。恰如拨云见日、醍醐灌顶一般地认识到圣人之道不在别处,原来就在自己心中。只有向自己的内心寻找和反省,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而求助于外在的草木和人事都是错误的。
  “圣人之道,吾心自足”!欣喜若狂的王阳明,以平生所学五经的内容,来论证自己所悟到的一切“求诸于心”的道理,结果丝丝入扣,没有一点不符合的地方。他十分自信自己找到了前人未能发现的修身治国的正确途径,立即写下了《五经忆说》一书。此后,学术界称王阳明的这次经历为“龙场悟道”。由此开始,他的心学思想体系初步形成了。
  王阳明把他的犀利目光盯在人心上,他看到了明王朝已经危机四伏,大太监刘瑾祸国乱政,“玩笑皇帝”正德荒唐腐化,致使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在变坏。程朱理学所筑的道德大坝很可能马上就会溃堤,然后面临的就将是波涛滚滚的恶欲和私欲的浪潮。
  他要构筑“致良知”的堤坝,以此来“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人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心与事、心与理都统一于良知,“良知”即是心、即是理,是超越一切的绝对本体。“吾心之良知”可以规范一切事物之理,“良知”的贯彻推行,就是天地万物的准则。
  王阳明认为“良知”包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三纲五常的伦理,亦包括人们的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等道德观念。“良知”是天生的,人见了父母,自然知道要孝;见了兄长,自然知道要敬;见了小孩掉进井里,自然有怜悯之心要去救出来。由此发出的行为即“天能”——天然的“良能”。但往往由于后天造成的因素使得个人欲望太多,就难以保持“良知”。要把个人的私欲去掉,方可保住“良知”。这就要求不能用“利害念”去压倒“是非念”;不能用恶念去压倒善念。“致良知”的唯一途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从此,他不再满足于个人成为“圣贤”,拯救人心,继而拯救整个社会,才是他的自我人生使命。
  在友人的帮助下,王阳明在龙场办起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书院龙冈书院,开始传授自己的心学思想。龙冈书院被后世誉为“王学圣地”,他在这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在他的《镇远旅邸书扎》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等16人。其开山之作就是《龙场生问答》与《教条示龙场诸生》。
  王阳明在这里还形成了以他的“致良知”的哲学思想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体悟与提升出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教育思想体系。他不赞成朱熹的“知先行后”的理论,他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好比说,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就说这个人已经行了孝,行了悌一样荒诞。所以,知与行是不能分开的,是合一的。
  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以德教为先,重视受教育者思想人格和道德修养的培养和发展,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倡导学生善于“独立思考”。这对于后世教育的发展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龙场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每日治学传道,倒也其乐融融。就这样,王阳明一呆就是三年,在这里形成了阳明学派的核心理论。
  此时,千里外的京师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变故:整日陪着荒唐皇帝玩耍的大太监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
  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却总是不肯照顾其他的“七虎”,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七虎”之一的太监张永向武宗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
  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物。在刘瑾的随身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大怒,立即下令处刘瑾以凌迟,千刀万剐,行刑三天。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王阳明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痛快,因为他知道,自己离起复回家的日子不远了。
  
  5、牛刀小试山中贼
  刘瑾被诛,王阳明得以离开龙场,出任庐陵知县,后又迁升南京刑部主事。还没有到任,吏部尚书杨一清看中了王阳明的才能,将他留在吏部验封司供职,不到两年升任考功郎中,未几又升任南京太仆少卿,再升为鸿胪寺卿。六年的一路升迁,尽管很多职位并无实权,但王阳明凭着自己的才干赢得很好的官声和民望。
  1516年,经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走马上任右佥督御史,巡抚赣南和福建的汀、漳等处,终于从闲职步入封疆大吏的行列,拥有了一片能够施展才华、抱负的天地。
  赣南即广东、江西、福建三省的结合部,到处崇山峻岭,极易流民啸聚滋事,长年匪患不息。大凡派往这里当巡抚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前赣南巡抚无力收拾局面,王阳明前来接替。
  为了便于部队灵活作战,他立即着手更改兵制。将最小的作战单位改为二十五人,即二十五人为一伍,设指挥官小甲一名;二伍为一队,设总甲一人;四甲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协哨二人。二哨为一营,设营长一人,参谋二人。三营为一阵,设偏将一人。二阵为一军,设副将一人。在战斗中,每一级指挥官都享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权力,但强调协同作战,赏罚亦极分明。自此,官军的战斗力大增。
  他又整顿吏治,推行了所谓“十家牌法”,相当于后世的保甲制度,以使百姓互相监视,互相约束,又极迅速地选练民兵,整顿官军,积极备战。
  1518年,自称“金龙霸王”的农民池仲容在浰头举旗造反,起义军以“劫富济贫”为口号,以红色“蜈蚣”为旗帜,以红布扎头为标志,据守浰头38个寨,威慑朝廷。王阳明统兵迎敌,一方面统调两广、福建、江西诸省兵力,对池仲容进行围剿;一方面施诈招安,以达到瓦解敌军斗志的目的。
  当福建、广东几路官军溃败后,他却指挥一支精悍的官军奇袭农民军,一战成功。之后,王阳明乘机施计,引诱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池仲容到赣州招安。
  时值春节,他先派人送去了很多钱物,池仲容很高兴,于是就来到赣州城。他将信将疑,将众人留在外面,只带几个护卫一起见王阳明。王阳明非常客气,说你们都是我的好百姓,怎能过门而不入,都请进来,好好招待,并留他们在城里观灯看戏。
  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天天是酒宴招待,池仲容彻底放松了警惕。而就在年初三晚上,王阳明早有埋伏,把池仲容及大小首领四十多人全部杀死在帐中。之后,立即调兵,穿上池仲容部队的衣服,诈开敌军营门,一举攻破敌寨。
  王阳明初次领兵,小试牛刀,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将一场可能会导致明朝覆亡的危机消弭于无形。
  
  6、宁王之乱再受冤
  隔年,宁王朱宸濠借口武宗荒淫无道,集结一支号称十万的兵力造反,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率舟师下江,急攻安庆,一时间人心惶惶。侦查敌情的探马刚到京师,官员们顿时慌作一团。
  兵部尚书王琼则大声说道:“你们何事惊慌,一个个如同家雀、老鼠一样慌乱,过不了几天你们都得全部被擒!”
  有人呐呐问他:“大人信心来自何处?”
  王琼回答说:“王守仁据江西上游,就跟在朱宸濠的后面,擒朱宸濠,必守仁!”
  朝廷立即快马传书给王阳明,令他迎敌宁王。
  赣南的三年剿匪,改变了王阳明清流的形象,他因此成为明朝正德时期炙手可热的军政大员。王阳明早就看出宁王朱宸濠有不臣之心,先前就派了自己的学生冀元亨卧底宁王府,对宁王加以提防。因此,等到宁王发兵时,他已经备好了强弓硬弩、艨艟斗舰,以逸待劳。
  王阳明统领的官军开始处于劣势,但是他处变不惊,避实就虚,又多次使用诈术,骗得宁王数次上当,叛军疲于奔命,最后两军决战于鄱阳湖。宁王下令链锁战船,想要一战击溃王守仁。
  王阳明即命以小舟载薪草,乘风放火,小船直冲宁王的战舰,结果火烧宁王大军,和诸葛亮火烧赤壁大破曹军如出一辙,杀得宁王部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半道上即被事先埋伏好的王阳明部将生擒活捉。
  从宁王起兵到被抓,仅仅用了三十五天,王阳明大获全胜。正在他一家欢天喜地、为这场胜利庆贺的时候,说什么都没有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又一场祸事。
  朝廷接到王阳明的捷报,正德皇帝很不高兴。他觉得仗才打了三十五天就完了,很不过瘾,因为自己“英明神武”,还没显一显威风呢。他想自己亲自抓住朱宸濠,好过一过大将军的瘾。正好他也厌倦了宫中的歌舞升平,于是就在倍受宠信的干儿子江彬的怂恿下,要去玩一玩打仗。
  他以讨伐朱宸濠的名义大举南征,还煞有介事地加封自己为镇国公,特地自己给自己下了一道敕文:“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朱寿是武宗给自己取的另一个名字),统领六师,扫除边患,屡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而其真实目的,是到江南搜刮财宝和遴选美女。
  朱宸濠成了个烫手山芋,放不得也献不得,又加上太监张忠、许泰等群小正率领京军要来抢功,这可愁怀了王阳明。张忠等人早先就收受宁王的贿赂,打算里应外合。不想宁王被抓,如果一旦皇帝审问宁王,他们的事情就会败露,因此,对王阳明献俘极力阻挠。他们打着皇上的旗号,命令王阳明放了宁王,好让皇帝再抓一次。可王阳明深知纵虎归山的道理,情急之下,心生一策,立即单人独骑拜访正在杭州巡视的太监张永。
  张永主管策划军事,职位在张忠等人之上,在先前诛杀太监刘瑾一案中立下大功,为人较其他太监还算正直。
  王阳明恭恭敬敬地对张永说:“张忠在皇上面前对我进行污蔑,现在他又要来带走朱宸濠,他们之前就是一伙的。公公除掉刘瑾,是朝内为数不多的中正廉明之人,请公公教我如何处置。”
  听到王阳明的赞美之词,张永十分高兴,就对他说:“张忠等人正得皇帝宠幸,我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只能尽力帮你说明你的功劳而已。”
  于是,王阳明就把朱宸濠交给了张永,尽管自己的功劳分给了张永,但却避免了宁王被张忠等人半道截去的危险。后来,经张永斡旋,正德同意王阳明再上捷报奏表。但奏表必须载明“奉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讨贼方略,而讨平叛乱。”一个堂堂的皇帝,硬是把臣子的功劳给夺了过去。
  张忠等人没有得到朱宸濠,无法邀功,对王阳明恨之入骨。他们怂恿京军对王阳明处处挑衅,甚至直呼王的名字谩骂诋毁。
  王阳明丝毫不为所动,相反还犒劳他们,病的给药,死的给棺材埋葬,路上碰见出丧的,就停下来哀悼。京军颇受感动,众人齐呼“王中堂爱我”,就不再骚扰。
  一计不成,张忠又生一计。他来到王家,趾高气扬地问道:“宁府豪富天下皆知,你们活捉了宁王,金银财宝哪儿去了?是不是都被你们中饱私囊了?” 
  王阳明一听,就知道张忠在故意陷害他,就说:“这次平叛,我们没有找到珠宝,倒是发现了一些凭单,凭单上写的是造反贿赂京官的名单,这些是他们里应外合的证据。不知道公公是不是要过目一下?”
  张忠一听,心想自己名字肯定也在名单之上,立即软了下来,马上岔开话题,灰溜溜走了。
  几次较量,张忠对王阳明又恨又怕,处处想借故对付他。一天,张忠和王阳明同在校场观操,他对王阳明说:“听说大人文武全才,文的我知道,不知道武的如何?可否射几箭让在下领教一二呢?” 
  王阳明心知肚明,知道他想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丑。假意谦让几句之后,他从容地张弓搭箭,箭无虚发,三射三中。较场上欢声雷动,无不佩服王阳明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张忠反而讨了个没趣。
  回朝之后,张忠依然到处构陷王阳明,说王阳明中饱私囊,和叛军交往密切。再加上内阁首辅杨廷和妒忌王阳明之功,也处处阻挠。当时又值正德皇帝从江南回来便一命呜呼,有关衙门以“国哀未毕,不宜举宴行赏”为由,只给了王阳明一个安抚性的南京兵部尚书。
  明廷在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兵部尚书,但南京的这个只是一个闲差。王阳明一气之下,给新登基的嘉靖皇帝呈上请求归田的手本。后来,皇上敕谕有关衙门议定了给王阳明的封赏:“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不给予铁券,也不给予岁禄。明代受封,以铁券为凭,以岁禄为实。王阳明两样都没有,还是落得一个空名而已。
  和他一块浴血奋战平定叛乱的功臣,几乎也都是明升暗黜,拿不到一分钱的赏银。这次打击令王阳明万念俱灰。此时他的父亲病故,他就借着守制之机辞官回到故乡,继续钻研学问去了。
  
  7、三朝开济老臣心
  从1492年中举开始,王阳明几乎体验了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科举、任官、谏诤、廷杖、贬谪、平叛、晋爵、受诬、辞官等等。多年起伏不定的宦海生涯,知非之年的他早已把做官看得淡泊如水,处乱不惊,也越来越认识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他对明朝政权的千疮百孔,腐败不堪十分忧虑。把这一切状况归结为人们失去了“良知”,无论是“愚夫愚妇”或是士人官僚们,都未能克服自己的私欲,未能够使孔孟的伦理道德规范浸润至人心中去。
   回到家乡,他潜心研究学问,还办起了书院,广教弟子,传授思想,为的就是教化人心,要使道德伦理溶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破人们的“心中贼”。
  晚年的王阳明为了避免使士人们陷入一般认识论方面的争论,在“知”与“行”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已经绝少再提“知行合一”,而较多地论述“致良知”。致良知学说日趋成熟,也使他成为了继陆九渊之后“心学”的集大成者。
  四方学者慕名而来,人数众多。一些遭贬斥的官员,也都纷纷投其门下,追随王阳明,王学一时风靡大江南北,为文人士子所津津乐道。春夏秋冬,月无虚日,送走了一批,又有一批紧随而来,人多得难以计数。听完王阳明的讲学,没有一个人不点头称快的,蒙昧的人悟出真知,糊涂的人顿时清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阳明平静的生活又因嘉靖皇帝的个人喜好而打破,他所讲的学说被诬陷为“异端”,危害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不允许他到处讲学。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屡屡为之鸣不平,多次上书朝廷以求重新取用,但终因有强势人物阻梗而未成。
  1527年,思恩、田州土酋卢苏、王受起兵造反,两广总督姚镆无力平定,有人又荐王阳明。一筹莫展的嘉靖这才任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兼巡抚前往平叛,并赐给了铁券和岁禄。王阳明赋闲六年之后,再次临危受命,运用他的智慧和历经三朝的经验,不费一兵一卒,把造反的卢苏、王受两人招降,又妥善安置了七万叛兵。不但如此,他还顺势平息了断藤峡造反的瑶民。其指挥若定,雄才大略不逊于三国之诸葛孔明,堪称明朝文臣中的第一武将。
  然而好景不长,王阳明的治世之功又再次遭奸人诋毁。嫉贤妒能的吏部尚书桂萼在嘉靖面前进谗,说王阳明把不该招降的招降了,不该镇压的镇压了,广西平叛不但没有功劳,还应该追究其渎职之罪。
  此时的王阳明已五十七岁,过度的操劳使他两鬓斑白,几度咳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听到桂萼等人无端陷害自己,他笑了笑,一言未发,立即上书辞官,收拾简单的行囊,连朝廷的批复也不再等待,一叶扁舟,就走上了回家的路。
  这一年是公元1528年,小舟悠悠行在江西南安的江上,王阳明病势加深,已经难以起身了。弟子家人问他还有何话想说,王阳明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言罢合上了眼睛,好似稳稳睡去,不知他是否还能梦回家乡余姚的巷弄庭院,看见那座日思夜想的瑞云楼,和瑞云楼上的那片云彩?
  王阳明的灵柩由学生合资运到绍兴,安葬在兰亭山的花街洪溪,到明穆宗时,诏赠谥号“文成”。至1584年的明神宗年间,下诏从祀孔庙。
王阳明将他的心学凝成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第六节 王夫之:衡岳仰止,五百年来一硕儒
  
  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 ,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他中年称“一瓠道人”、“更名壶”,后仍用旧名;晚年隐居衡阳县曲兰乡石船山,故自号船山老人、船山病叟,后世学者称“船山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遗著有100多种,总称为《船山遗书》。
  
  1、生于乱世,书香门第少年才
  自古以来,中国的五岳之中,位于湖南的南岳衡山以其秀美著称于世。清代诗人魏源在其《衡岳吟》曾说,“恒山如行,泰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
  很久以前,当秋天到来时,北雁南飞,飞到衡阳境内的一座最高的山峰后,就停留下来休养生息,在此度过寒冬。待来年春暖花开,它们排成雁阵,又飞回遥远的北方。这个美丽的传说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回雁峰”。
  近四百年前,就在这“南岳第一峰”下的王衙坪,读书人王朝聘的家中喜添一子。这已经是王朝聘家的第三个儿子了,长子叫王介之,次子叫王参之,王朝聘给这第三个儿子取名王夫之。
  这一年,正是明万历四十七年,即公元1619年。这是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当时的明庭昏聩无能,农民军烽烟四起,关外的爱新觉罗氏大军虎视中原,屡屡犯境,一时间天下大乱。
  就在这充满征战杀戮的岁月里,王夫之开始了血与火、灵与肉的洗礼,这必然注定他一生的不平坦,注定他将会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强音。
  据《船山房谱草册》和《王船山年谱》记载,衡阳王氏由太原王氏发展而来,是江苏高邮邗江王氏的分支。由于资料散失,邗江王氏上溯太原王氏的世系已不可考,
  衡阳王氏有史可据的最早始祖是元末明初的邗江人王仲一。王仲一居住在高邮邗沟的打鱼村,有兄弟九人。他们以武功起家,追随朱元璋平定中原,统一全国。事后论功行赏,王仲一升骁骑都尉,授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
  王仲一之子王成,世袭武职,官昭武将军上都尉。明成祖永乐年间,王成因随军南下消灭建文帝势力有功,擢升衡阳卫指挥佥事,从此在衡阳安家,成为衡阳王氏的始迁祖。
  从王仲一到王夫之之间的世系传承关系如下:
  王仲一→王成→王钢→王震→王宁→王雍→王少峰→王朝聘→王夫之
  王夫之是王仲一的第九世孙。
  王家子弟起初多为中下级军官,从王夫之的高祖王宁开始,弃武从文,以“文墨教子弟”。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当年跟随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学习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后又拜理学家邹德溥为师,学习程朱理学。他很早就考取了秀才,后来多次参加乡试,由于不愿附会当时盛行的王守仁“致良知”学说,因此没有中举,只取为“副榜”。以后到北京国子监就读期满,因为不愿意行贿,始终未被授与官职。后来,他索性在家乡专一研究学问,教子读书。王朝聘这种品德思想和治学宗旨,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
  王夫之4岁起就跟二哥王参之一起进入家塾,跟随大哥王介之读书识字。尽管比起两个哥哥来,他年纪幼小,但读起书来却聪敏异常,超过兄长。刚满7岁的时候,他就读完了儒家《十三经》。乡间父老吃惊于王夫之的刻苦和聪慧,都称其为“神童”。
  10岁时,他开始跟从父亲和叔父王廷聘学习经史和诗赋,14岁秀才及第,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崇祯十一年,19岁的王夫之怀着欣喜,抱着希望,来到长沙湘江畔岳麓山下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学习理学。在这里,他饱览藏书,专心学问,与师友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
  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培育着王夫之。身在书院,心忧天下的他,和一些思想契合的学友建立了行社。之所以取名“行”,含意就是它的宗旨绝非空谈,而是关注社会,切于实行。
  后来,他又与志同道合的管嗣裘等人组建了匡社,“匡”是取纠正谬谈之意。他们以东林、复社为楷模,讨论学术,纵谈国事。
  崇祯十五年,湖广提学佥事高世泰在衡州主持岁试,列王夫之文章为一等,评价王夫之的文章有“忠义肝胆”,“情见乎辞”。
  之后,他和大哥王介之一起赴武昌参加乡试,兄弟二人同科中举。后来由于时局大乱,他们始终未能到京师参加会试。
  在岳麓书院的日子过得飞快,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奠定了王夫之一生的思想品格基础,那时,他已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
  
  2、国难当头,一片丹心昭日月
  公元1644 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农民起义和民族争斗都达到高潮,二者又搅合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而又惊心动魄的大剧。
  这一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在清朝则是顺治元年,在大顺政权则是永昌元年。朱由检、爱新觉罗·福临和李自成三人分别在北京、沈阳、西安三地,各怀心事,准备着胜者为王的最后拼杀。
  那时,自称大西王的张献忠攻克衡州。张献忠为了招揽人才,下令“开科殿试”。由于王夫之和王介之在当地都颇有名望,就成为被延揽的对象。忠心明朝的他们,不耻与这些“流寇”合作,兄弟二人连夜逃往外地。
  但年迈的父亲王朝聘却被张献忠手下找去扣为人质,迫使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来佐助。王朝聘予以拒绝,为了不使儿子心有挂碍,他准备上吊自尽。
  王夫之听到父亲被扣的事情后,连忙自伤面容,并用毒药敷在伤口上,只身来到大西军中,表明自己已经残废,不可叙用,同时谎称兄长王介之已死。张献忠的部下见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释放了。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机逃了出去。如此乱世,王夫之不得不和兄弟一起,伴着年迈的父母,隐居到南岳莲花峰的深山之中。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明王朝终于走到了尽头。不久,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大清定鼎北京城,
  闻此一系列噩耗,王夫之心忧天下,数日未食,做《悲愤诗》一百韵,每当吟此诗句,他就泪流满面,心痛不已。
  不久,山外传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称弘光帝的消息,王夫之为之一振,期望着大明江山能够再匡天下。可好景不长,朱由崧荒淫昏聩,朝内党争倾轧不断,一年后就被清军击破,弘光帝也在芜湖被俘,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
  闻此消息,王夫之伤心欲绝,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以示不忘。
  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称隆武帝。朱聿键锐意复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尽管他想有一番作为,但他苦于手中无兵,主要依靠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兵力,而郑芝龙又怀有二心。与此同时,在浙东的鲁王朱以海政权又为争夺所谓正统地位而派兵攻打朱聿键,郑芝龙拥兵不动贻误战机,结果,朱聿键四面楚歌,只维持一年,南明的第二个王朝也为清军所破,隆武帝被俘自杀。
  燃起的希望之火又一次在王夫之心中破灭,对大明的悲痛、绝望,使他又一次拿起手中的笔,续写《悲愤诗》一百韵,誓与清朝不共戴天。
  在后来的康熙元年,即1662年,南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永历王朝覆没的时候,王夫之听到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杀,他第四次续写《悲愤诗》一百韵,以寄忠心和哀思。
  四百韵《悲愤诗》,写出了王夫之坚持民族气节、坚决抵抗清兵、誓死效忠明王朝的赤胆忠心。
  清廷摄政王多尔衮,从1645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下令以杀戮立威,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屠城惨剧。“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淋淋的事实令人胆寒,
  极目天下,难寻净土,王夫之心想:读书是为了报国,然而隐忍于深山就能安心学问吗?他毅然决定弃笔从戎,扯起起义的大旗来。
  1648年十月,王夫之联络同窗好友管嗣裘、夏汝弼和南岳僧人性翰,聚集近百名造纸工人、农民、僧、道,成立了起义军,在南岳方广寺准备举兵抗清。但由于事机不密,起义军正要举事,即被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击破,很快瓦解。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难,性翰受重伤,方广寺被焚,王夫之和管嗣裘、夏汝弼得以脱逃。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王夫之认为,与仇敌战,虽败犹荣,他说:“虽云与仇战者,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耶!”
  衡山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开始缉捕王夫之等人,王夫之只好逃往肇庆。肇庆当时是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的都城,朱由榔于1846年在此称帝。王夫之满怀希望而来,但他在肇庆看到的,却是永历朝廷的官吏们置国事于不顾,苟且偷安、勾心斗角的现实。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以此,当武英殿大学士堵胤锡上疏推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时,他以丁忧未满相辞。
  那时,永历满朝文武,只有督师于桂林的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瞿式耜力主抗清,锐意复兴。王夫之了解到这些情况,甚为钦佩,就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不久,永历帝在清军迫击下逃往梧州。瞿式耜深爱王夫之之才,推举他到永历帝身边的行人司出任行人一职。
  1650年二月,王夫之去了,开始他一生中极为短暂的为官生涯。
  自永历小朝廷建立开始,官吏们就基于各自的权力与利益之争,结成不同的党派,主要分成“吴党”与“楚党”。党派斗争的日趋白热化,注定了永历朝廷的必然倾败。“楚党”中除个别大臣品行卑庸、后来降清外,其他支持者如瞿式耜等大都是忠肝义胆、始终如一的人;而“吴党”成员,大部分擅权自专,排斥异己,贪赃枉法,最后走上投降清廷的道路。
  面对进一步激化的党争,王夫之忧虑万分,他“悲愤有怀,不能自匿”,决定进行“死诤”,与行人董云骧越职上书进谏。
  在奏疏中,他指出,党争互相倾扎的目的,是为排斥异己,其结果则是“君臣两受其伤”。他认为,在纷争不已、正邪未能辩识清楚的情况下,“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
  王夫之的上书,在很大程度上把矛头指向了政治上更为腐朽的“吴党”,因此得罪了“吴党”中的万翱、王化澄等人,他们怀恨在心,时刻伺机构陷王夫之。
  恰在此时,湖南攸县一个不知名的狂人作了一首“百梅诗”,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这篇序,就想制造文字狱,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冤屈难伸,“愤激咯血”。幸亏原为李自成部下、业已归附明廷的将领高一功极力营救,才得以脱身。
  1650年七月,在为永历帝仅仅服务了五个月之后,带着对南明“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他离开了梧州。
  
  3、隐世著书,南国儒林第一人
  离开南明之后,由于清廷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大肆缉捕杀害心怀复明之志的人,王夫之被迫不得不长期在外流亡。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到湖南常宁西南的瑶山,住进瑶人的山洞之中,改换姓名,改变衣着服饰,自称瑶人。
  在流逝的岁月中,他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梦想。小时候梦想科举入仕、致君尧舜;后来梦想逆流击水、收复大明河山;如今犹如大梦初醒,一切变成了虚空。王夫之决定选择归隐,自此,他开始了四十余年的授徒著书生涯,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
  后来到了1660年,形势有所好转,王夫之便率家小回到衡阳金兰乡茱萸塘,筑起茅屋,取名“败叶庐”。到康熙年间,他又在败叶庐前筑草房“观生居”,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恢弘之气溢于其间。
  1675年秋,他在荒僻的衡阳石船山下,建起一座草堂,取名湘西草堂。石船山当时被形容为连飞鸟都不会留在那里过夜的穷地方,但王夫之依然“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他一生最后的十七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的大部分著作也在这里写成,后人尊称王夫之为“王船山”,即源于此。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从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到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王夫之避居乡间,把他的一生交给了青山旷野。四十年中,他“晨夕著书,萧然自得”,潜心从事学术研究,著作等身,留给后人无比厚重的千古文章。
  他留下著作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其主要著作:
  经学一类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等;
  史学一类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莲峰志》等;
  哲学类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篇》、《思问录外篇》、《老子衍》、《庄子解》、《庄子通》、《黄书》、《噩梦》等,其中《黄书》、《噩梦》两书,是船山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
  文艺理论方面有《楚辞通释》、《囗斋文集》、《夕堂永日绪论内篇》、《夕堂水日绪论外篇》等;
  另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抒发自己的感情,即有《五十自定稿》、《六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以及《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咏诗》、《洞庭秋诗》等;词作有《鼓掉初集》、《鼓掉二集》、《潇湘怨词》、《愚鼓词》等。
  以上著作,都收录在《船山遗书》里。王夫之一生著述贯通文、史、哲诸方面内容,他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后人赞其曰:“南国儒林第一人”。
  
  4、明月无心,清风有意难留我
  清军入关之后,多尔衮认为已经天下大定,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在清初各地引起极大震动,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王夫之坚持民族气节,誓不剃发,为此,他辗转流徙,四处隐藏,终得“完发而终”。
  南明彻底灭亡后,他痛心疾首。从此出门时,手擎雨伞,脚踏木屐,用此举来表示自己“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这在所有汉族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
  1878年,吴三桂叛清,在衡阳回雁峰前的馒头岭建坛称帝。他派幕僚请王夫之写《劝进表》,王夫之严辞拒绝:“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接着又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
  吴三桂幕僚惊愕退出,王夫之随即藏匿深山。之后,他愤慨而作《祓禊赋》,痛斥吴三桂的卖主求荣、小人行径,字里行间充满了鄙视。
  1689年,王夫之71岁了,已是一副多病之躯。当时的湖南巡抚郑端钦佩王夫之的学问和操守,他命衡州知府崔鸣弩带着粮食和绸缎丝帛等,往视王夫之,并试图索要其著作以刊行。
  王夫之题对联于门楣:“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在这里,“清风”、“明月”各自所指,明眼人一看便知,王夫之意在以此对联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没有前去,但为人诚恳的他,不愿因此伤了别人的好心,就“辞帛受粟”,致函以南岳遗民的名义表示感谢。
  两年后,王夫之辞世,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
  王夫之自命明朝遗老,摒绝与清廷交往。他的友人绝大部分是明朝遗老,其中有崇祯朝曾任江西巡抚、后隐于石门山的郭都贤,隆武朝担任东阁大学士兼右都御史的熊开元,永历朝曾任翰林院编修官的钱秉镫等。王夫之从不与当朝仕宦之家联姻,连他教授的学生,大多也是明朝死难者的遗孤或王氏世谊之后。他的学生们也大多与老师一样,一生不仕清朝,均老死田园。
  王夫之说过:“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他正是以这种“败而不挠,亡而不屈”的坚贞志节,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行为,表现他崇高而伟大的人格,实践他“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人生志向。
  
  5、海纳百川,千古宗师留硕名
  王夫之穷毕生之精力,呕心沥血从事学术研究,内容广阔,思想深邃,涉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美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他把阐明中华之道看作自己的使命,提出:“天下不可一日之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 
  王夫之学术成就最大的,莫过于他在哲学领域里的造诣,即在总结前辈哲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理论。
  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极富批判精神,对中国两千年来诸如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佛教哲学等唯心主义的各种思潮,进行了总结式的清算,深入批判和揭露了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从而建立起他自己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器”和“道”、即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与事物之规律的关系,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上,他认为“阳”和“阴”正反两方面既互相对立,又同时并存。即在一切事物中,矛盾双方是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
  他又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既有只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内成”,又有发生完全质变的“外生”,它们构成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
  他又对“知”和“行”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以知为行”的学说,认定“知必以行为功”,“行”对“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他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理”独立存在为宇宙之根本的学说,认为“理”与“气”的关系,是“理依于气”。整个宇宙,除了“气”,更无他物,而且“气”只有聚散,而没有增减、生灭。这一理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夫之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堪称前无古人,从而将中国古代自老子以来的辩证法思想,发展到一个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这即使在世界唯物主义哲学流派中,也居于领先地位。
  在伦理方面,他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他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
  他反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肯定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道德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
  他还主张生和义的统一,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也没有价值。这些思想对于近代伦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意义。
  在政治思想方面,他针对明朝衰亡的情况,肯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强调“事随势迁,而法必变”,指责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致使数代后权力移到了宦官手里;又批判明朝实行严刑峻法而失民心。他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主张对人民“宽其役,薄其赋”,提出了增强边防、慎选举、任贤能和关心民瘼等一系列政治主张。
  在经济上,他反对经济封锁,承认商贾具有“通天下之货贿”的社会职能,强调“禁暴而安商”等等,这在今天看来都是可取的。
  在教育思想上,他强调教育是治国的关键,又强调教师对学生必须“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诱”等等,并提倡“学”要与“思”相结合。
  在文艺理论方面,他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不仅继承骚、雅传统,还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王夫之海纳百川,在学术上集大成式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不啻为影响深远、千古流芳的一代宗师。后代莘莘学子,对其高山仰止,尤其是许多湖湘之间的后辈青年,诸如魏源、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杨度、陈天华、宋教仁、MAO主席、蔡和森等等,他们无不是在王夫之的影响之下,继承了从这位先贤开端的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传统,从而相继走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认为“五百年来,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章太炎在《船山遗书序》中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当今,对于王夫之学术思想的研究,不仅仅囿于中国,而是遍及欧、亚、澳、美等各洲。前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格·布洛夫说:“王夫之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个评价是确切而中肯的。
    在一生治学的过程中,王夫之促成了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思想的脉络,这一思想对在他身后的湖湘子弟、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第七节 王国维:一代国学大师的死和生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哲学家,国学大师。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主要著作有《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1、百年公案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藳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犇葬,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一份遗书和四元四角钱,一齐被发现在一位跳水自尽而亡的老者内衣口袋中。遗书由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由于老人投水后不过一两分钟,即被附近园丁捞起,其内衣还未浸透,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但因为湖中淤泥甚厚,园丁又不知急救,最终窒息而死。信外有信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
  当王贞明当日下午来到颐和园的时候,老人已经死去好几个小时了,家人和亲友的痛哭、呼喊,再也唤不回终止的生命。
  这个王贞明,就是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三子,而自尽的老人正是王国维本人。这位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研究方面都有很高造诣,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贡献,被称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投昆明湖自杀了。恰如昆明湖的湖水荡而又止,王国维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27年初夏的那个阴云密布的上午。王国维的死,如流星一般默默划过苍穹,给世人留下诸多数不清的疑问。
   王国维为什么要自杀?“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是什么样的“辱”使他畏惧而选择逃避的呢?百年来学界争论不休,说法甚多。其自沉于昆明湖,一度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对于这桩百年公案,很多人为其死因进行了解读,甚至还有人专门做了《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仍无定论。
  流传最早、也最为普遍的,是清华校长曹云祥、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以及王国维的姻亲罗振玉所主张的“殉清说”。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政治纷乱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断裂的时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上演着一幕幕激荡变革的画面: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就连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而他本人又极具敏感气质,“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胸臆”。
  清朝之亡,王国维自居为清朝遗老,逊帝溥仪特为他而破了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王国维对溥仪的的确确存有国士知遇之感。主辱臣死,似乎在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吴宓比其为汨罗投江而死的屈原。
  另一种死因的解释为“逼债说”,郭沫若力主这种说法,说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与他多年的友情破裂,屡屡向穷困的王国维逼债,王国维走投无路,一死了之。
  其他还有诸如王国维怕身为清朝遗老的自己落入北伐军手中的“惊惧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不要逃亡日本的“阻谏说”;为深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总崩溃的“殉文化说”等等。
  其实不管哪种说法更加贴切,“义无再辱”这四个字,已经涵盖了死者全部的隐痛和决心。在“经此世变”的诸多矛盾中,王国维走到了“义”的临界点。
  王国维之死,后人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带着捍卫独立自由意志的尊严和高贵而死,是悲壮的;有人认为他在畏惧现实的逃避中退缩,死是无奈的,内心是脆弱的。他没有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成为“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 的“真的猛士”,而是选择了“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也许,抛开世人的评论不讲,死亡对王国维先生自我的精神家园而言,更是一种快乐的解脱和捍卫吧!

 
2、海宁才子
  大清光绪三年,即公元1877年冬,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的旧宅之中。
  海宁位居浙江北部,钱塘江口北岸,是观潮胜地。海宁人杰地灵,自唐至清末,共出进士366人。清代海宁陈家,“一门三阁老(陈之遴、陈元龙、陈世倌),六部五尚书”,簪缨科第之盛,千百年来海内数第一。其他如东晋学者干宝,唐代忠臣许远、诗人顾况,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明代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和查继佑,诗人查慎行等等,也是各领风骚。
  王国维旧宅地“双仁巷”,原有“双仁祠”,为纪念曾任浙西节度使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两兄弟的忠节而立祠名巷。就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里,幼年的王国维逐渐成长。十岁那年,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即是今天的王国维故居纪念馆。
  海宁王氏乃是当地的书香世家,追根溯源,它是琅琊王氏的分支,开基祖为南宋初年的王沆。据清道光年间所修《海宁安化王氏宗谱》记载,王沆为太子晋第五十五世孙,本山东青州人,其祖父王禀与父亲王荀均为抗金志士,为国死难。
  王沆随宋室南渡后,栖居于盐官县长平乡(在今海宁市伊桥)。宋高宗赵构追封王禀为安化郡王,谥忠壮;王荀赠右武大夫、恩州剌史;王沆袭封安化郡王,赐第盐官。自王沆之后,王氏子弟大都闭户耕读,隐居不仕。传至王国维,已是王沆的第二十九世孙。
  王国维家一支很早就趋于破落,其先人几代做过国学生、幕僚师爷,兼营卖盐、卖古董字画,亦吏亦商。王国维自幼习读四书五经,聪颖好学的他很得塾师先生的喜爱,这一切都来自父亲王乃誉的影响。
  王乃誉虽是一介商人,但业余时间则喜爱攻读诗文、研习书画,每天的常课是临帖数千字。据说他学董其昌,不仅形似,而且得其精髓。王乃誉兴致来时,也泼墨作画,还撰写书画论。外出归来,在家中种竹养鱼,吹箫吟曲,以过一种隐士般的生活而自娱自乐。
  王国维深受父亲影响,在父亲指导下,他博览群书,涉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逐渐形成了读书治学的志向和兴趣。但王国维的童年并不美满,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既乏母爱又乏雁行之乐,常在外经商的父亲不仅没让家庭变得宽裕,反而使得王国维自小性情忧抑,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资质聪慧,16 岁以前就已读完《四书五经》,且多能背诵。家中五六箧父亲的藏书,除《十三经注疏》他不喜欢读外,其余的每天晚上从私塾回来都要看个够。有一次,他在杭州看见朋友因读《汉书》而兴高采烈的样子,王国维颇受影响,于是拿出从小攒下的压岁钱,购得了被称作《前四史》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被王国维称之为“平生读书之始”。
  1892年,他参加了海宁州的岁试,以第二十一名秀才及第。尽管此时的科举之制已经穷途末路、越来越无前程可言,但多年的苦读,却给王国维打下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
  18岁那年,他研习清末独步江南的经学大师俞樾的《群经平义》,并仿其体例,逐条批驳。俞樾是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书画大家吴昌硕的老师,而《群经平义》是他功成名就后撰成的著作。王国维偏偏不迷信权威,有异议就批驳,眼里唯有学问。
  到他20岁时,三代两汉之古籍已全部熟烂于胸,少年王国维锋芒初露。当时,有所谓“海宁四才子”之说,包括王国维、褚嘉猷、叶宜春和陈守谦,王国维被公认为“海宁四才子”之首。
  
  3、学术三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议和、割地、赔款。列强四起,瓜分中国,国家存亡危在旦夕。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无不致力于救亡图存,王国维就是其中之一,“维新”成了那个时代的口号。
  在看到邻国日本因为明治维新而带来的强盛之后,学习“新学”成了无数志士仁人复兴中华的必经之路。可惜家贫的王国维,付不起高昂的留学费用,两次应试也均未能中举,只能先到上海的《时务报》馆做校对,半工半读,一边挣钱糊口,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跟日本人藤田丰八等学习英文、日文,兼及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等课程。
  罗振玉是浙江上虞人,曾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农学社,1897年创办《农学报》,次年又创办东文学社,传授“新学”。一次偶然机会,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手中折扇的扇面,被扇面上王国维自提的咏史诗所吸引,非常欣赏王的才华。
  当他了解到王国维的清贫后,便对其尽力给予经济上的资助,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并愿意出资助他留学日本东京学习日文和数学。只是由于疾病,王国维的这次留学不到半年就回国休养了。之后,经罗振玉的举荐,他先后在南通师范学堂、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员,讲授心理学、伦理学及社会学。对于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非常感激,发誓跟随罗振玉并终生依庇于罗。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王国维在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打下了相当深厚的国学基础,希望以此而走上科举进仕之路。然而,在维新变法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他毅然和科举之途决绝,转而研读西方哲学等社会科学的思想学说。这是王国维此生学术发展的第一次转变。
  在学习到的西方各种思想中,王国维对康德的先验论、尼采的超人论、叔本华的悲观厌世论尤感兴趣,并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他先是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书很深奥,难以悉解。他便又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写了《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叔本华和尼采》、《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等论文。
  他以叔本华和康德哲学为主,广泛介绍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并以此来批判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学观念和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学,并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试图把西方美学和文学思想与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哲学和艺术可用来探求精神上永恒的真理,人生哲学就是探求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其解脱之道的。美学则能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揭示人生的真义,使人产生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
  他写下了《红楼梦评论》一文,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红楼梦》,解释了贾宝玉因生活之欲而造成的巨大苦痛,从而走上了解脱之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研究,独具慧眼,第一次道出了小说的内在含义,推倒了旧时文人视《红楼梦》为“诲淫”之作的偏见,也批评了“索引派”繁琐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将《红楼梦》推举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伟大作品,肯定它的悲剧意义和美学价值。
  在研究和宣扬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的同时,王国维并非一味的热衷,而是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估。不久,他对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对哲学研究产生了疲惫的心态。他在《自序》中述说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的形而上学,高严的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可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
  对于哲学研究的厌倦,使得王国维放弃哲学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创作,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他开始致力于填词,并设想从事戏剧创作。这成为了王国维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变。
  1907年,经罗振玉介绍,他结识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得到荣禄赏识,此后即任学部总务司行走,并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他在此年发表的《三十自序二》中说道,自己的学问已由哲学转向文学,兴趣所致,则主戏曲之研究。
  然而,他的这个设想并没有完全付诸于实践,几年间并未写出一部戏剧作品,反而写成了美学和文学理论专著《人间词话》,以及被后人誉为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的戏曲史专著《宋元戏曲考》。
  《人间词话》一出,已经足以成就王国维近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这是王国维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人们可以不知道他的皇皇巨著《观堂集林》和《古史新证》,却不能不知道《人间词话》。
  1908年到1909年,他在《国粹学报》上陆续刊完《人间词话》,1910年又将《人间词话》64则作修订,并加附记,此时的王国维年仅35岁。《人间词话》是一部东西合璧的杰作,它将美国人禄尔克的《教育心理学》,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都融化在这本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之中。这部书虽然仍用传统诗话形式表现出来,形式上扼要简单,但却有着许多精彩的见解。他的意境说,把中国传统诗话中的格调、神韵、气象、兴趣诸说,提到了西方美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形成了中国评论诗词的美学原则和美学理论。
  在《人间词话》中,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第三境界”。这是王国维对历史上无数大事业家、大学问家成功的深刻反思,并做出了核心的概括,又巧妙而形象地结晶在文学意象中。这同时也成为了年轻的王国维、乃至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与座右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怕战火殃及,劝说王国维跟他一起举家迁往日本。鉴于时局变化激烈,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开始了五年的滞日生涯。而正是在这五年间,他的学问发生了重大转折,学术历程转向第三变化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罗振玉藏书丰富,他的书在此期间大量运到日本,存放在京都大学,这为王国维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他运用罗振玉书库所藏古器物、甲骨金石、流沙坠简、汉魏碑刻、敦煌文献、西北地理以及蒙古史料等,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并创立了将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二重证据法”,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
  1914年,他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这是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1917年2月,王国维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这一时期,他的著作大都收集在《观堂集林》之中。

4、聚奎清华
  清华园地处北京西北郊,毗邻满目疮痍的圆明园遗址。寥落有致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萧然幽雅的工字厅,临水而立的“水木清华”横匾,默默地见证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百年历程。矗立在校园内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牌”,无时不体现人们对一代大师的永恒纪念。
  1925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院成立,胡适非常看重王国维的考据,在他的强力推举下,校长曹云祥力邀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四位专家一起被聘为研究院导师。这被学术界称为“五星聚奎”,极一时之盛。
  这个研究所一共办了四届,前后卒业者 70 余人。多数人学业彪炳,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学者教授,王力、刘盼遂、陆侃如、罗根泽、卫聚贤、谢国桢、姜亮夫、徐中舒、高亨、史念海等等,无一不成为在各自专攻的学术领域中的领军人物。
  造就这一国学学习的盛况,“五星”功不可没。而“五星”之中,又以王国维为首。王国维主要负责指导学生们研习经学、书、诗、礼、小学、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上古史、中国文学等等。他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清华起初有意请王国维担任研究院院长,但他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为由而推辞,专任教授。他和家人从地安门织染局十号搬入了清华园西院,开始了宁静的学者生活。
  王国维名声在外,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来到清华大学,都想一睹这位大导师的风采。没有见过王国维的人,读了他的诗词文章,无不认为这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直到进入讲堂,大家才都大吃一惊:只见王国维头戴西瓜皮帽子,身着长衫马褂,当他转身写字的时候,一根干巴巴的小辫子无力地垂在身后。大家很失望!
  看着这位以清朝遗民自居的先生,每个人都在想:难道这就是我们仰慕的国学大师?但是等到王国维开讲,逐一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之后,学子们一个个仿佛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新境界。此时,在座之人无不油然而生钦佩之情。
  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有过一段有趣的描述,说:“父亲的辫子,是大家所争论的,清华园中有两个人,只要一看背影,就知道他是谁,一个是父亲,辫子是他最好的标志。另一个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也许是曾割去了一个肾脏的缘故。” “每天早晨濑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忘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有不少人被北大学生剪了辫子,父亲又常出入北大,却是安然无恙。原因是他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外貌,学生们认识他的也不少,大部分都仰慕他、爱戴他。”

5、弃世自沉
  到清华任教前,王国维一度自杀未遂。
  1923年,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在老友、后又成为儿女亲家的罗振玉的举荐下,王国维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王国维对早已远去的大清不忘旧情,“帝师”的角色更让他深感荣宠有加。可“入朝”还不及一年,冯玉祥就将溥仪驱逐出故宫。王国维顿足捶胸,悲伤不已,认为这是“大辱”,一度想要自杀,后经家人多次劝阻和严密监视才算罢休。
  王国维崇尚西学,自然不是迂腐之儒,但他对已经泛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儒家道德观念,显然是深深认同,而且在变乱中认真加以维护的。因此,清朝的存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清华的日子宁静舒适却也短暂。与罗振玉三女结婚的长子王潜明,年仅27岁就因病去世,两个小孙女也因病夭亡。丧子、丧孙之痛,让已到知非之年的王国维痛不欲生。
  回顾王国维一生,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的三大不幸他都一一遭遇。不想坏事并没有结束,儿子死后不久,罗振玉又将女儿、也就是王国维的儿媳领回天津,王国维更是十分不快。二人书信往来,互相指责,王国维批评他父女俩有悖“圣人之教”,罗振玉也咄咄逼人,不肯退让。争吵愈来愈激烈,最终,一场三十年的旧交因此失和。
  二人多年来虽说形影不离,表面看友情甚笃,但其实。王国维由于在生活和研究上多年依赖罗振玉的资助,因此长期生活在罗的阴影之中,事事都得顺从于他。据说罗振玉翻出多年来的旧账,逼王国维还债。再加上国事日紧,北伐军不日到来,多难齐发,王国维苦不堪言。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就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一些人在运动中被清算和杀死。北伐军日渐临近,不日就将打进北京城,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王国维看后更是忧心忡忡,他对朋友容庚说:“······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
  王国维学贯中西,可以肯定,他不怕杀头,但他怕的是自我所抱定的那种“道德信念”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抹杀。研究院的学生和同仁们纷纷来劝王国维入城暂避,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但是王国维苦笑地摇了摇头,说:“我自有办法。”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处理了办公室的一些常务,向人借了五元钱,雇了一辆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拉到了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坐在石船上,面对着昆明湖水很久,若有所思。
  他从怀里掏出他一直爱抽的哈德门牌香烟,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突然,纵身向湖内跳下,头先入水。此处池水不过两尺深,然而由于口鼻都被淤泥堵住,不过一两分钟,他便没了气息。园丁听见有人落水,急忙跑去,把他捞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不然或许还能抢救过来。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默默地走了,而留给后人的,除了无限的哀思,还有他那等身的著作,以及那封布满了昆明湖水渍的绝笔遗书……

  屈原自沉,汉时扬雄认为大可不必,并写《反离骚》反驳。两千多年后,王国维又写《尘劳》一诗,反驳扬雄:“迢迢征雁过东皋,谡谡长松卷怒涛。苦觉秋风欺病骨,不堪宵梦续尘劳。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投阁沉渊争一间,子云何事反离骚。”